“举国体制”是当下一个相当热门的讲法。例如,以举国之力发展芯片行业、造大飞机、搞大规模科研项目。似乎只要大就是好、就是了不起、就会令世人感到由衷的惊叹与敬佩。这种精神与品味倒是与电影《普罗米修斯》中“工程师”的巨物崇拜颇为类似,是一种相对原始的、感性的冲动。

基于 现成 的科学知识、技术、工具并加以运用,“举国体制”虽然非常适合修筑长城与金字塔这样的 大工程 ,但却无法孕育毕达哥拉斯、苏格拉底、牛顿、康德、高斯……这类引领人类不断提升的伟大哲人与科学家,也不适合基础性、真创新性的学科,因此绝非万能药(panacea)。这是由于举国体制自身的工程性、实用性、功利性、运动性使其无法应对来自纯粹理性的普遍性与必然性的降维打击。

具体到个人,举国体制无法替代以真善美作为哲思与科研的终极目标而产生出的强大而持久的自驱力,以及在此目标指引下持续积累、反复练习、不断打磨出的小而美、小而精的优雅品质。在热火朝天的大干、快干中,个人的精力与潜力很容易被浪费、消耗,在激情中也难以维持宁静的心态并将理性与智慧发挥到极致。

另一方面,我们理性的运作与对于真理、真知的追求有其自身的规律与节奏,不可能永远与所谓的举国体制合拍,也不应当一直主动迎合。我们在自己研究方向上的科学探索、达成理解与完善技艺是一生一世的大事业,而举国体制所能支撑的某个方向与行业的热点大项目充其量也就不过十年。过度地适应与迎合,就会使自己陷入一会儿顺风顺水符合国家大趋势,一会儿又被体制与评价机制淘汰出局的量子迭加态。人生短暂,该拿什么作为我们人生与事业的核心来一以贯之,是每个人需要深刻思考与具体实践的大问题。

更进一步讲,总有一些根本的、绝对的、极度困难的学术与技术问题,就算没有国家的补贴、政策的支持、资本的助推、他人的认可,我们也一定要亲自去研究、摸索一番,乃至要把所有的死胡同都走过几遍之后,才能最终杀出一条血路。而这就是科研的第一推动力,也是“克己复礼”、“匹夫不可夺志”、“我欲仁,斯仁至矣”儒家精神的体现。

《论语·卫灵公篇第十五 15.3》 子曰:「赐也,女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与?」对曰:「然,非与?」曰:「非也!予一以贯之。」

《论语·颜渊篇第十二 12.1》 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仁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曰:「回虽不敏,请事斯语矣!」

《论语·子罕篇第九 9.26》 子曰:「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

《论语·述而篇第七 7.30》 子曰:「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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