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者》摘录与笔记
Table of contents
- 序一 信息技术的独特之处
- 序二 生活，创新最好的孵化器
- 序三 数字科技时代的史诗
- 第一章 埃达·洛夫莱斯伯爵夫人
- 第二章 计算机
- 第三章 编程
- 第五章 微芯片
- 第六章 电子游戏
- 第七章 互联网
- 第八章 个人电脑
- 第九章 软件
- 第十一章 万维网
- 第十二章 永远的埃达
序一 信息技术的独特之处
将一切问题变成数学问题是过去两个世纪IT革命的核心。
序二 生活，创新最好的孵化器
而每个时代的驱动力仿佛又来自一些“怪人”。他们或出身名门，或固执独行，或追求极致，或不善言谈，或精于商道，或追求开放共享，或坚持以自我为核心，这些甚至有些“离经叛道”的人们联手改变了世界。
创新的源泉不应该，也不可能来自拔苗助长式的动员，它更源于创新者的个性及其所处的生活氛围。当你读完全书的时候，你会发现，创新者们创造的科技创新，从来都没有孤立于生活而存在，而是或多或少都刻上了他们个人生活的烙印。
科技不能仅限于代码本身，它应该更多地与人生活的方方面面融合在一起。这也许正是我们中国的创业者所欠缺的：我们常常忘记了生活的需求和意义。
序三 数字科技时代的史诗
在艾萨克森看来，这些创新者的特别之处在于，他们常常幸运地处在跨界交融之处。《
创新将会来自埃达·洛夫莱斯的精神继承者——这群创新者会在艺术和科学的交叉口上大显身手，他们身上的叛逆精神和好奇心会向他们展现出艺术和科学的绝妙之处。
前言 本书是如何诞生的
数字时代的大多数创新都是多人合作的结果。
他们团队协作的故事是十分有价值的，因为我们通常都不会关注合作能力对于创新的重要性。我们已经看过太多歌颂独立创新者的人物传记，这是因为传记作家们都乐于在作品中刻画甚至神化这些人物。
一个由社区组织者、具有社区意识的嬉皮士、DIY（自己动手做）爱好者和自学成才的黑客组成的松散联盟也贡献过自己的力量，而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都对中央集权抱有怀疑态度。
正如装上蒸汽机的精巧机械装置带动了工业革命，计算机和分布式网络的结合也开启了一场让任何人可以在任何地方创建、传播和获取任何信息的数字革命。
用户会反复将数字时代的创新用于制作通信和社交工具。
我发现数字时代的真正创新都是来自那些能够将人文和科学联系在一起的人，这点让我感到十分意外。他们信奉美感的重要性。
第一章 埃达·洛夫莱斯伯爵夫人
作为诗人拜伦勋爵的唯一合法子嗣，埃达继承了父亲的浪漫精神，但她母亲却试图通过数学教育来抑制她身上的这种特质。埃达将这两者结合的产物称为“诗意科学”（poetical science），她很喜欢通过这种方式将自己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和对数字的着迷联系在一起。
这些沙龙的内容包括跳舞、读书、赌博和讲座，宾客们还可以在这里享用各色海鲜、肉食、异国饮品和冰镇甜点。贵妇们会进行场景造型（tableaux vivants）表演，这是一种让演员身穿专门的服饰重现名画场景的表演。天文学家会在这里架设望远镜，物理学家会展示他们的电磁学发明，巴贝奇还会让宾客们摆弄自己的机械玩偶。
埃达之后还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观点——机器永远不可能真正思考。
“这些机器为他们带来了利益，导致他们忽略了雇用大批工人的必要性，于是被抛弃的工人就只能挨饿受冻，”拜伦说道，“由于工厂主的无知，这些失业的工人无法享受到人文思想的进步为人类带来的好处，反而成为机械装置发展的牺牲品。”
保守的思想在其所处的时代同样是显得有理有据和振振有词的。然而，历史可以证明一切是非对错。所以，最可怕的并不是没有才能，而是思想与视野的自我束缚。
“我发现似乎只有对科学课程进行非常深入和高强度的学习才能抑制我狂热的想象力……我认为自己首先要做的是彻底掌握一门数学课程。”这位家教也认同了这种治疗方式：“你的想法是正确的，你目前的主要对策和预防措施就是认真学习一门知识性课程。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没有比数学更合适的科目了。”
为了让自己平静下来，埃达又开始了数学的学习。
无论是工业革命还是计算机革命，这两个时代都体现了将想象力运用于科学探究的能力，而埃达正是后一个时代的鼻祖。
“想象力是什么？”她在一篇写于1841年的随笔中问道，“这是一种组合的能力，它可以采用新颖的、独创的、无限的、不断变化的方式将事物、事实、思想和概念组合起来……它可以洞察我们周围看不见的世界，那是科学的世界。”
但是莱布尼茨遇到了一个后来在数字时代反复出现的问题。帕斯卡是一位熟练的工程师，他可以将科学理论结合到自己的机械天赋当中。跟帕斯卡不一样的是，莱布尼茨缺乏工程方面的技术，而且他身边也没有擅长工程技术的人才。所以正如许多缺乏实践合作者的伟大理论家一样，莱布尼茨无法制作出一台运作可靠的计算器。
他借用了法国机械师加斯帕德·德普罗尼（Gaspard de Prony）在18世纪90年代提出的理念。
流水线
埃达·洛夫莱斯能够完全理解通用型计算机器的概念。更重要的是，她为它想出了一个令人振奋的用途：除了数字之外，它还可以处理任意的符号体系，例如乐谱和艺术符号。她从这个概念中看到了诗意，同时也打算鼓励其他人看到这种诗意。
当使用卡片的概念出现时，算法的限制就被打破了。分析机的基础跟所谓的“计算机器”是不一样的，它定义了一个完全属于自己的类型。通过建立一种组合通用符号的机制，加上无限的变化和扩展，它在实物的操作和抽象的思维过程之间建立了一个统一的联系。
埃达提出的第二个重要概念来自她对通用型机器的描述。她意识到它的运算不必限制于数学和数字。在参考了德摩根将代数扩展为一种形式逻辑的思想之后，她表示像分析机这样的机器能够储存、计算和操作任何可以使用符号表示的对象，包括文学、逻辑和音乐。
她谨慎地定义了什么是计算机操作：“也许这是一个恰当的解释，我们所说的‘操作’指的是任何改变两个或两个以上事物之间的相互关系的处理，这种关系可以是任何类型的。”
“假如和声学与乐曲当中的音调之间的基本关系可以进行这种表达和改编，那么这台机器或许可以做出精妙、严谨和复杂的乐曲。”她写道。这正是埃达式“诗意科学”的终极概念：一首由机器做出的精妙而严谨的乐曲！
这种远见将成为数字时代的核心概念：任何内容、数据或者信息（音乐、文本、图像、数量、符号、声音、视频）都可以采用数字形式来表达，并由机器进行处理。
达的第三个贡献出现在最后一条“注解G”当中，她在这部分想出了分析机的详细工作步骤，这相当于我们现在所说的计算机程序或者算法。
为了展示分析机如何生成伯努利数，埃达先描述了一系列的运算，然后制作出一个图表，上面显示了每个运算会如何编码到机器当中。她在这个过程中想出了子程序（用于执行一项特定任务的一系列指令，例如余弦函数或者复利的计算，子程序在必要时还可以成为一个大型程序的一部分）和递归循环（一系列重复执行的指令）的概念。
她在注解中加入了一个主要属于自己的贡献：她在一份图表中明确展示了将算法输入计算机的详细步骤，包括两个递归循环。这是一个带有编号的代码指令列表，其中含有目标寄存器、运算和注释
她在这份“注解”当中还引入了另外一个重要概念，这个概念可以一直追溯到玛丽·雪莱在拜伦勋爵的提议下所创作的《科学怪人》的故事。它提出了一个关于人工智能的问题，而且直到现在，这仍然是计算机领域中最发人深思的一个哲学问题：机器能够思考吗？ 埃达认为不能。她断言，虽然巴贝奇的机器可以根据指令执行操作，但是它不能产生自己的想法和意图。
“不知道你会不会让这位‘小仙女’继续为你效劳呢？”
工业革命的基础是两个简单而重要的概念。创新者们想出了一些可以简化工作的方法，他们将工作细分成可以通过流水线完成的更为简单和琐碎的任务。然后，发明家们开始从纺织业中找到使用机器完成工作步骤的方法，其中有很多工作都由蒸汽机提供动力。
第二章 计算机
虽然某些技术进步似乎是微不足道的，但是技术的发展不仅体现在重大的飞跃之中，还是由无数个小幅的改进累积而成的。
无法一蹴而就。
在使用了霍尔瑞斯发明的制表机之后，1890年人口普查仅用了一年时间就完成了，远低于之前的8年时间。这是人类首次使用电路进行大规模信息处理的案例。霍尔瑞斯后来成立的公司在经过一系列的并购重组之后，于1924年成为国际商业机器公司（International Business Machines Corporation），简称IBM。
除了无数个细小的进步以外，计算机时代的诞生还需要一些有远见的人的创造性飞跃。
另外一种可以实现计算的方式是制造出可以模仿或将物理现象模型化的设备，然后根据在模型上的测量结果进行计算。
连接多台积分设备的难题直到1931年才得以解决。当时麻省理工学院的工程学教授万尼瓦尔·布什（Vannevar Bush，请记住这个名字，因为他是本书的一位关键人物）建造出了世界上第一台模拟电子机械计算机。他将这台机器称为微分分析机（Differential Analyzer）。
新的方法、技术和理论开始在1937年涌现，这刚好是巴贝奇首次发表分析机论文之后的第一百年。这是计算机时代充满奇迹的一年
创新的出现总是水到渠成的。在1937年发生的重大进步并非只有单方面的原因，而是在多个地方同时出现的能力、思想和需求相互碰撞的结果。
图灵（至少在年轻时）相信处于亚原子层面的不确定性使得人类可以实现自由意志——如果这个观点正确的话，能否实现自由意志似乎是一个可以用于区分人类和机器的特征。换句话说，由于发生在亚原子层面的事件不是预先确定的，我们的思考和行动方式才得以有无限的可能。
在提出不能被证明或反驳的命题的同时，哥德尔证明了任何足够强大而可以表达常用数学原理的形式系统都是不完备的。
图灵很喜欢“机械方式”的概念。1935年夏季的某一天，他跟往常一样独自外出沿着伊利河畔跑步。在跑完几英里的路程之后，他停下来躺在格兰切斯特草甸的苹果树下，潜心思考一个问题。他按照字面意思理解“机械方式”的概念，想出一个可以用于解决这个问题的机械方式——一台想象中的机器。
实际上无论是多么复杂的数字和数列，只要它的计算是由有限的规则集定义的，那么它就可以被计算出来。按照图灵的说法，这些都属于“可计算数”。
哥德尔的不完全性定理、量子力学的不确定性，以及图灵对希尔伯特第三个问题的解答都否定了机械的、确定的和可预知的宇宙。
他最终并没有成为一个“无可救药的孤独者”。他学会了如何在一个团队中与其他协作者一起工作，正因为有了这样的合作，他的抽象理论才得以体现在真正的发明上。
1937年还出现了另外一项意义重大的理论突破。与图灵的成果类似，这项突破也只是一个思维实验。麻省理工学院的研究生克劳德·香农（Claude Shannon）在这一年提交了有史以来最具影响力的一篇硕士论文，《科学美国人》（Scientific American）杂志后来更将其称为“信息时代的大宪章”。
遗憾的是楚泽没有在贝尔实验室这样的地方工作，也没有参与到哈佛大学和IBM这样的合作项目当中，不然他就可以在其他工程师的协助下更好地发挥出自己的才能。
他没有选择留在威斯康星大学，也没有进入哈佛大学或者其他同等水平的大型研究性大学，这些决定将对他的研究工作产生不利的影响。在艾奥瓦州州立大学，没有其他人研究制作新型计算器的方式，所以阿塔纳索夫只能孤军作战。他有时确实能提出一些新的想法，但是苦于身边没有人可以跟他交流或者帮助他克服理论和工程上的瓶颈。跟数字时代的大部分创新者都不一样的是，他是一个孤独的发明者。他只能在独自驾车的路上或者和一位研究生助理的讨论中获得灵感。这点最终被证明是他在研究工作上的阻碍。
交流与合作的重要性。
在确定了存储器使用的元件之后，阿塔纳索夫开始将注意力转向算术逻辑单元的制作，他将这个部分称为“计算机构”（computing mechanism）。他认为这个元件应该完全电子化，也就是需要使用价格昂贵的真空管。这些真空管将会起到通断开关的作用，在电路中实现逻辑门的功能，其中包括加法、减法和任意的布尔运算。
好钢用在刀刃上。重点解决瓶颈问题。
但是为了在理论与实际之间取得平衡，他最终决定采用二进制系统。
在鼓轮旋转的过程中，电容器会以每秒一次的频率与电线做成的刷子进行接触，这个过程可以恢复电容器内部的电荷。“在酒馆度过的那个晚上，我思考了制作再生式存储器的可能性，”他表示，“我当时将这个过程称为‘唤起’（jogging）。”圆柱鼓轮每转动一圈，电线就会唤起电容器的“记忆”，然后在有必要的时候从电容器提取数据，并保存新的数据。他还想出了一种构造，它可以从两个不同的电容器鼓轮提取数字，然后使用真空管电路对它们进行加减计算，最后将结果放回存储器中。在经过了数个小时的思考之后，他回忆道：“我开始驾车回家，我在这段路上放慢了车速。”
阿塔纳索夫的计算机本来应当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但它最终还是沦为了历史的尘埃——无论从字面意义还是寓意上来说都是如此。这台几乎可以正常运行的机器被存放在艾奥瓦州州立大学物理系教学楼的地下室中，但是几年过后，似乎已经没有人记得这台机器是用来做什么的了。
阿塔纳索夫的传奇故事一直为人津津乐道的地方在于，他是一位在地下室中工作的孤独匠人，在他身边只有一位年轻助手克利福德·贝瑞的陪伴。然而，他的故事正是我们不应该传奇化这种孤独者的明证。正如在自己的小型工坊埋头苦干的巴贝奇，同样只有一位助手的阿塔纳索夫也从来没有造出过一台完全可行的机器。如果他在贝尔实验室，他身边就会有一大群可以为他提供帮助的技术人员、工程师和修理工；或者如果身处一所大型的研究性大学，他也很有可能找出解决机器的读卡器和其他难题的方法。再者，当他在1942年被征召进入海军服役时，学校里面也应该留有团队成员继续完善这台机器，他们至少可以记得这台机器的用途。
莫奇利在华盛顿郊区的切维蔡斯镇长大，从小就受到了在这个地区不断增进的科学氛围的熏陶。
科学精神的培养也需要环境。
在莫奇利的个性当中，一个最为突出的特点是热衷于分享思想（他在分享的时候通常都会满脸笑容，眼里透出一种热切的情感），这点使他成为一个大受学生欢迎的老师。“他喜欢与人交流，而且他似乎可以从对话当中吸收其他人的想法，
跟其他需要在工作中进行大量复杂计算的人一样，莫奇利也希望发明一台可以完成这些计算的机器。作为一个善于社交的人，他开始四处了解其他人正在做的事情，并将了解到的想法融会贯通——这是伟大创新者之间的一个共同点。在
跟其他需要在工作中进行大量复杂计算的人一样，莫奇利也希望发明一台可以完成这些计算的机器。作为一个善于社交的人，他开始四处了解其他人正在做的事情，并将了解到的想法融会贯通——这是伟大创新者之间的一个共同点。
不要封闭自我。
他还专门修读了一门电子学的夜间课程，并开始试验自己亲手制作的真空管电路，研究它们还可以实现怎样的功能。
需要什么就去积极地学什么，而且要实地考察。
当他决定要制造一台自己的真空管计算机之后，莫奇利做了一件表现出优秀创新者特点的事情：总结自己在四处考察期间所了解到的全部信息。
阿塔纳索夫家中已有三个孩子，但是莫奇利似乎已经假定卢拉会在这段时间帮忙照顾吉米，她勉强答应了这个要求。她并不喜欢莫奇利。“我觉得他不够诚实。”她曾经跟丈夫提到这点。
女人的感觉往往是对的。至少值得参考。
阿塔纳索夫急切地想要展示自己正在制造的机器，但是妻子却担心他过于信任这位访客。“在它还没有得到专利之前，请千万要小心。”她警告道。尽管如此，阿塔纳索夫还是在第二天早上带着莫奇利来到了物理系教学楼的地下室，同行的还有卢拉和孩子们。他自豪地掀开了一块盖布，展示出一件他和贝瑞正在共同打磨的作品。
莫奇利之前也有考虑过使用电容器来取代成本更高的真空管，他也很欣赏阿塔纳索夫采用的“唤起记忆”方法，这是让整个存储系统能够正常运作的关键。他认为以上的方式就是这台机器能够实现每数位2美元成本的秘诀所在。他阅读了阿塔纳索夫详细描述这台机器的35页计划书，并记下了笔记。他问阿塔纳索夫自己能否带走一份副本，但是对方拒绝了这个要求，首先是因为他没有多余的副本可以外传了（复印机当时还没有被发明出来），其次是他已经开始担心莫奇利吸收的信息是不是太多了。
当然是太多了。
但是莫奇利认为自己在埃姆斯了解到的大部分内容都是不值一提的——或者至少这是他在后来的回顾中所坚持的一点。
为了自己利益的狡辩。
跟大多数人一样，莫奇利也会从各种各样的经历、对话和观察当中收集不同的见解，他的信息收集来源包括斯沃斯摩尔学院、达特茅斯学院、贝尔实验室、美国无线电公司、世界博览会和艾奥瓦州州立大学等各种地方，然后他会把收集到的信息融合成为自己的想法。“一个新的想法会以直觉的形式突然出现，”爱因斯坦曾经说过，“但这种直觉不过是以往的知识经验的产物。”当人们从多个来源收集和整合信息的时候，他们很自然地会认为最后产生的想法是属于他们自己的——事实上亦是如此，所有的思想都是通过这种方式诞生的。
与阿塔纳索夫不一样的是，莫奇利有机会，也有意愿与一支人才济济的团队进行合作。因此，他和他的团队并没有造出一台被废弃在地下室中的半成品，而是作为世界上第一台电子通用计算机的发明者被载入史册。
莫奇利写信向阿塔纳索夫传达了这个好消息，这封信的字里行间还透露了一个让这位艾奥瓦州州立大学教授深感不安的计划。“我最近产生了许多关于计算电路的想法——其中有些想法融合了你和其他人采用的方法，另外一些想法则和你的机器完全不一样，”莫奇利真诚地写道，“现在我有这么一个问题：在你看来，如果我要制造某种形式的计算机，而这种计算机将会体现出你的机器的某些特点，你会对此表示反对吗？”从这封信，或者莫奇利后来做出的辩解和证词当中都很难看出他这种无辜的语气是真情还是假意。
真真假假。
不可思议的是，这次的书信交流仍然没有引起阿塔纳索夫和他的律师对专利申请的重视。
想法的保护是在产生想法的时候，而不是做出东西的时候。
莫奇利在1941年秋季继续进行他的计算机设计工作。他在这个过程中坚持从多个信息来源提取有用的想法，他认为这是一种正确的做法
“物理学家是关心真理的人，”他后来说道，“而工程师关心的是如何完成工作。”
战争会促进科学的发展。纵观历史，无论是古希腊建造的投石车，还是列奥纳多·达·芬奇成为切萨雷·波吉亚（Cesare Borgia）麾下的军事工程师，我们都能从中看出军事需求一直都在推动技术的进步，这点在20世纪中叶体现得尤为明显。这个时代最为顶尖的技术成就（计算机、原子能、雷达和互联网）都是战争催生的产物。
为了实现精确的瞄准，这些火炮的弹道表需要考虑数百项发射条件，包括温度、湿度、风速、高度和火药的种类等。
这场会议的主持人是普林斯顿大学高等研究院的院长奥斯瓦尔德·维布伦（Oswald Veblen），他当时的职责是为军方的数学项目提供指导。
有名的权威也不见得能做创新的事情，尤其是破坏性的创新。创新又与权利何干？
对细节和完美有强烈追求的埃克特则成了项目的首席工程师。
埃克特深知如果没有精确的执行，再伟大的概念也发挥不出应有的价值（这是阿塔纳索夫学习到的教训），因此他会放下身段对项目进行事无巨细的管理。
他对所有不在乎细节的人都没有好感。“人生正是由各种各样的小事组成的，”他曾经说过，“当然计算机也只是一个由细节堆砌而成的庞大整体。”
埃克特和莫奇利两人之间可以起到互补的作用，这点让他们成为数字时代众多双人领导组合当中的典范。埃克特会以精益求精的要求来鞭策其他人；莫奇利则更擅长于安抚人心，并让他们感受到关爱。
团队
ENIAC在1945年11月开始全面投入运作。它当时可以在一秒钟之内进行5 000次加减法运算，这个运算速度要比之前发明的计算机快100倍。它的长度为100英尺，高为8英尺，占地面积相当于一间普通的三居室公寓。它的重量接近30吨，机器内部含有17 468个真空管。相比之下，阿塔纳索夫和贝瑞的计算机当时仍在艾奥瓦州的一个地下室中苟延残喘，它的大小相当于一张书桌，它内含的真空管数量仅为300个，而且每秒只能进行30次加减法运算。
典型的计算机是一台电子化、通用型和可编程的机器。
普雷斯伯·埃克特和约翰·莫奇利在1945年11月制成了ENIAC，这是世界上第一台完全符合现代计算机特征的机器。它具有完全电子化和超高速运算的特点，而且可以通过接通和拔掉连接不同组件的线缆实现编程功能。它可以根据临时的计算结果改变程序的执行路径，作为一台图灵完备的通用型机器，它在理论上可以执行任何任务。最重要的是，它是可以正常运作的。“这对于一项发明来说是很重要的，”埃克特后来对ENIAC和阿塔纳索夫的机器进行比较的时候说道，“你必须做出一个完整可行的系统。”
至于阿塔纳索夫，他在这个领域的主要影响（也许是唯一的影响）可能就是为前来访问的莫奇利提供了一些灵感。
在值得被称为计算机发明者的人员名单当中，莫奇利和埃克特应当排在第一位，不是因为所有关于计算机的想法都是他们原创的，而是因为他们有能力将不同来源的想法聚集在一起，然后加入他们自己的创意，并建立一支合适的团队来执行他们的想法，而且他们对计算机的后续发展也产生了最为深远的影响。
但是我们从计算机的诞生可以得到的主要经验是：创新通常都是一项团队工作，它需要远见者和工程师之间的协作，而且创意是一个集思广益的成果。
第三章 编程
图灵再次明确解释了这种机器的概念：“我们不需要使用无限种类的机器来完成不同的任务，”他在1948年写道，“只需一台机器就足够了。为不同的任务制造多种机器的工程问题将会被‘编程’这种文书工作取代，经过编程的通用型机器可以完成这些任务。”
这些在战争时期建造的计算机在切换程序的时候难以达到电子速度。实现快速切换程序的能力将取决于现代计算机诞生历程的下一个重要步骤：找出在机器的电子存储器中保存程序的方式。
“我在给这些文章打分的时候会看到一些反对的意见，说他们上的是数学课，而不是英语课，”她回忆道，“然后我就会跟他们解释，如果无法和其他人进行交流，那么他们学习到的数学知识将没有用武之地。”
她从瓦萨学院请假来到纽约大学，与那里的知名数学家理查德·科朗特一起研究偏微分方程的求解方法。这项研究一直持续到1941年12月日本袭击珍珠港的时候。美国的参战为霍珀带来了一个改变人生的机会。在接下来的18个月里，她辞去了瓦萨学院的教职，与自己的丈夫离了婚，并以36岁的年龄加入了美国海军。
创新需要清晰的表达能力。
每天晚上，霍珀都会向艾肯朗读她在当天写成的内容，这个过程让她学习到了成为优秀作家的一个简单技巧：“他指出如果你在大声朗读的时候发现有不顺畅的地方，那你最好修改一下这个句子。我每天都要朗读自己完成的5页内容。”在经过了这样的训练之后，她的文笔开始变得简洁利落、条理清晰。
某些关于技术和科学的研究会强调实现创造性飞跃的发明家的作用，也就是霍珀所采用的研究方式。另外一些研究则强调团队和机构的作用，例如在贝尔实验室和IBM恩迪科特实验室进行的团队合作。后一种方式想要证明的是，所谓的创造性飞跃（灵光一闪的瞬间）其实是一个渐进过程的结果，当思想、概念、技术和工程手段都成熟的时候，创新就会随之出现。然而这两种看待技术发展的观点都是不够全面的。数字时代的多数伟大创新都是个人和团队相互作用的结果，即使是富有创意的个人（莫奇利、图灵、冯·诺依曼、艾肯），他们的想法也需要通过团队合作来实现。
每次到了要测试记录程序的打孔纸带的时候，马克一号的团队成员都会拿出一张跪垫，一起面朝东方祈祷他们的程序可以运行起来——这本来只是一次玩笑，不过后来就变成了一个固定的仪式。
她能够将自己的傲慢和协作精神结合在一起，这是软件黑客特有的一种能力。
马克二号（Mark II）计算机被放置在一座没有安装纱窗的大楼里面。一天晚上，这台机器突然出现故障，工作人员马上开始查找问题的所在。他们发现有一只翼展达4英寸的蛾子卡在了机器的一个机电继电器里面。他们将这只蛾子取了出来，并用胶带把它黏贴在工作日志上面。“面板F（蛾子）在继电器中，”日志上的记录写道，“这是首次发现虫子（bug）的情况。”从此以后，他们就将排除故障的工作称为“为机器除虫”（debugging the machine
计算机的创新者和其他领域的先驱一样，如果在前进的道路上止步不前的话，他们就会被其他人超越。他们的性格当中有着诸如固执和专注这样的特点，虽然这些特点是他们的创造力的来源，但有时候也会让他们难以接受新鲜的想法。史蒂夫·乔布斯正是一个以固执和专注著称的创新者，然而当他意识到自己需要“不同凡想”（think different）的时候，他就会突然改变自己的主意，这点经常让他的同事们感到措手不及。艾肯缺乏这种灵活应变的能力，所以他无法实现优雅的转身。
与时俱进
重新编程ENIAC的工作需要手动切换凌乱不堪的线缆和重置各种开关。编程最初被认为是一项例行公事，甚至是低等的工作，也许这就是为什么这种编程工作会交给女性负责的原因，因为当时的思想并不鼓励女性成为工程师。然而这群为ENIAC编程的女性很快就证明了计算机的编程工作可以达到和硬件设计同等重要的地位，这是男性工程师们在后来才逐渐认识到的一个事实。
他最终会对存储程序结构（埃克特、莫奇利和他们的同事刚开始思考的技术）进行大幅改进。由于他对存储程序结构的发明居功至伟，这种结构也被称为“冯·诺依曼结构”。
冯·诺依曼也在不同的地方吸收到设计存储程序的计算机结构所需的资料和概念。
艾肯对于分享的想法也同样抱有开放的态度。“不用担心其他人窃取你的想法，”他曾经对一位学生说过，“如果这是原创的想法，你肯定可以让别人接受它。”尽管如此，冯·诺依曼漫不经心地对待想法原创者的态度仍然让艾肯感到惊讶和一丝不快。“他不会在意自己谈论的想法是来自哪里的。”艾肯说道。
“当冯·诺依曼知道我的工作内容是研发一台能够在每秒完成333次乘法运算的电子计算机之后，我们本来轻松愉快的对话气氛变得更像是一场数学博士学位的论文答辩。”
言必及可实现的学术细节。
冯·诺依曼后来成为ENIAC团队的顾问，他坚持计算机程序应该与数据保存在同一个存储器中的想法，因为这样可以在程序运行的过程中轻易地对其进行调整。
他意识到建立一个简洁的指令集需要严谨的逻辑和准确的表达。“他非常透彻地解释了为什么我们需要或者不需要某个特定的指令，”詹宁斯说道，“这是我第一次真正认识到指令代码的重要性，并了解到它们背后的逻辑和指令集必须含有的要素。”这点正是他博学多识的明证，这种天赋让他能够抓住一个新想法的本质。“冯·诺依曼拥有在问题中找出重点的能力，我在其他天才身上也注意到了这个特点。”
“由艾伦·图灵构思，并由约翰·冯·诺依曼实现的存储程序计算机打破了表达意义的数字和执行任务的数字之间的区别，”乔治·戴森写道，“我们的宇宙也因此被彻底改写。”
冯·诺依曼比其他同事更快地领会到它的一个重要特性：这种存储器应该是可擦写的，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读写存储器。这就意味着存储程序的指令不是只能在程序运行结束之后才能更改，而是可以在程序运行过程的任意时刻进行调整。这种计算机可以根据中间得出的结果调整自己的程序。为了实现这点，冯·诺依曼设计了一种可变地址（variable-address）的程序语言，它能够在程序运行的过程中轻易地切换子程序指令。
我们大多数人都曾经在小组头脑风暴会议中讨论过创造性的想法。也许在讨论结束的几天之后，会议的参加者已经记不清谁是第一个提出某个想法的人了，这时我们可以体会到想法的形成更多是来自团队成员之间的相互影响，而不是依靠某位成员给出一个完全原创的概念。创意的火花并非源自突如其来的灵感，而是多种想法相互碰撞的结果。
冯·诺依曼的一个长处是拥有主导这种协作创新流程的天赋——他善于提问和聆听，他会温和地提出试探性的建议，清晰地表达自己的观点，最后对各人的想法进行汇总整理。
这份“报告初稿”具有非常高的使用价值，它引领了未来至少10年的计算机发展。冯·诺依曼决定撰写这份报告，并允许戈德斯坦发布它的做法反映了学术型科学家（尤其是数学家）的开放性，他们更倾向于发表和宣传研究成果，而不是尝试占有知识产权。
自从冯·诺依曼将关于EDVAC的“报告初稿”置于公共领域70年以来，计算机的发展趋势一直倾向于更为专利化的路线，鲜有出现明显的例外情况。这种趋势的一个里程碑式的节点出现在2011年：苹果和谷歌在专利诉讼和专利授权费用方面的支出已经超过了研发新产品的成本。
跟其他优秀的创新者一样，莫奇利和埃克特都知道怎样做好一场演出。ENIAC的累加器里面的真空管组成了多个10×10的网格，这些真空管的顶端会通过机器前面板的小孔露出来。不过作为指示灯的氖管只能发出微弱的光线，这种亮度在正常情况下几乎看不见。于是埃克特找来了一些乒乓球，把它们切成一半，然后在上面标上数字，最后把它们安放到氖管的前面。会场的灯光在计算机开始处理数据的时候被关掉了，在看到这些不停闪烁的乒乓球之后，观众们都感到大为惊叹，这个景象后来成为电影和电视节目的一个常见桥段。
当天晚上，演示活动的主办方在历史悠久的宾夕法尼亚大学休斯敦礼堂举行了一场烛光晚宴。出席这场晚宴的包括科学泰斗、军队高层以及大部分曾经参与ENIAC相关工作的男性，但是琼·詹宁斯和贝蒂·斯奈德却不在其中，其他的女程序员也被排除在外。“贝蒂和我都没有得到邀请，”詹宁斯说道，“这多少会让我们感到心寒。”当这些男人和贵宾们大肆庆祝的时候，詹宁斯和斯奈德却在这个寒冷的冬夜里孤独地走在回家的路上。
霍珀有着像船员一样的行事风格，所以她更加看重“同舟共济”的协作方式。她促进了开源创新方式的发展，她曾将初期版本的编译器发给编程领域的好友和熟人，请求他们协助改进这些编译器。
她的直觉认为编程应该是独立于机器本身的存在，这点反映了她对共治（collegiality）的偏好，她相信即使是机器也应该高效地协同工作。这同时也说明她已经提前洞察到了计算机时代的一个决定性的本质：硬件将会被商品化，而编程才是真正的价值所在。直到比尔·盖茨出现之前，大多数男性都没有这样的远见。
计算机在当时被认为是一种工具，而不是一个学术研究的对象。在学术界，几乎没有人能够预想到计算机科学将会成为一个比电气工程更为重要的学科。
所以这里就成为冯·诺依曼和他的团队成员的秘密研发基地。他们在1946年发表了多篇论文，这些论文详细地描述了他们的计算机设计。他们把这些论文分别寄给了美国国会图书馆和美国专利局，他们这样做并不是为了申请专利，而是为了声明他们想要将这些研究成果纳入公共领域。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计算机技术的创新阵地已经转移到了企业领域，引领这些创新的正是费兰蒂（Ferranti）、IBM、雷明顿·兰德和霍尼韦尔这样的公司。
对于互联网、万维网和某些类型的软件来说，开放模式被证明是更加可行的。但是对于硬件来说，比如计算机和微型芯片，专利保护制度正是在20世纪50年代涌现的大量硬件创新的源头。专利化的创新方式能够行之有效（尤其是在计算机领域）的原因在于，大型企业可以更好地完成计算机的研发、制造和营销工作，而它们需要通过专利制度来筹集运营的资金。
专利化的经营模式会使企业变得故步自封，这点让它们错过了在20世纪70年代初出现的个人电脑革命。
图灵对此产生了这样的疑问：如果一台机器可以根据已处理的数据调整自己的程序，难道这不是某种形式的学习吗？这种方式可以发展成为人工智能吗？
笛卡儿在这本书中写道： 如果存在一些跟我们的身体类似的机器，它们能够在各个方面尽可能接近地模仿我们的动作，我们还是可以利用两条非常可靠的标准来判明它们并不是真正的人类。第一条是……这种机器绝不能对自己接收到的任何内容都做出条理清晰的回应，而这是最愚蠢的人都能办到的。第二条是，虽然某些机器在完成某些工作的时候可以做得跟我们一样好，甚至可以做得更好，但是它们肯定做不好其他的事情，这点表明它们的行为并非建立在理解的基础上。
香农和图灵开始在下午茶的时候聚在一起进行长时间的讨论。他们两位都对脑科学很感兴趣，而且他们发现各自在1937年发表的论文之间存在一个共同点：它们都证明了采用简单二进制指令操作的机器不仅可以用于解决数学问题，同时也适用于所有的逻辑问题。由于逻辑是人脑思维的基础，因此机器在理论上可以模仿人类的智能。
图灵在1943年4月返回布莱切利园，这时他与一位叫作唐纳德·米基（Donald Michie）的同事成为好友，他们经常会在晚上到附近的一家酒吧下象棋。他们讨论了制作一台会下象棋的计算机的可能性。图灵没有打算利用强大的处理能力来计算出每一步棋可能的走法，他关注的焦点是能否让机器通过不断重复的练习“学会”如何下象棋。换句话说，机器也许可以尝试不同的开局走法，然后从每次的胜利或失败中完善自己的策略。如果这种方法是可行的话，这将会是一个足以令埃达·洛夫莱斯感到震惊的重大飞跃：机器不仅可以按照人类给出的指令进行工作，还可以从经验中学习，同时不断完善自己的指令。
“人们一直都说计算机器只能用于执行指令，”图灵在1947年2月的一场演讲中向伦敦数学学会的成员讲解道，“但是它们必须按照这种方式使用吗？”然后他谈论到了能够调整自身指令表的新型存储程序计算机的前景。“它就像是一个学徒一样，不仅掌握了师傅的大部分技艺，还在其中加入了更多自己的心得。我认为当这种情况出现的时候，我们应当把它看成是机器拥有智能的表现。”
图灵提出了一个极具独创性的反驳观点：机器也许可以进行学习，从而逐渐发展出自己的主动性，并掌握产生新想法的能力。
图灵提出了一种奖励和惩罚机制，它可以促使机器重复或者避免某些行为，最终这台机器将会培养出自己对于思考的概念。
哲学家约翰·希尔勒（John Searle）在1980年提出了一个叫作“中文房间”（Chinese Room）的思维实验。
有人对希尔勒的异议提出了反驳：虽然房间中的人本身不是真正理解中文，但是这个房间包含的完整系统——人（处理器）、指导手册（程序）以及写满中文的文件（数据），这三者作为一个整体是确实能够理解中文的。
第四章 晶体管
而数字时代的确切起点是新泽西州的默里希尔——1947年12月16日星期二的午后，两位来自贝尔实验室的科学家成功制作出了一个小型装置。
为了复兴这家公司，重掌大权的韦尔提出了一个大胆的目标：建造一条连接纽约和旧金山的电话线路。这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它需要结合工程学的顶尖技术和理论科学的重大飞跃才能实现。
重任与需求刺激出的创新。
贝尔实验室的出现表明了持续性的创新可以通过各个领域的人才之间的协作来实现，尤其是因为这些人才都在同一个空间内工作，所以他们可以方便地进行频繁的会议和偶尔的碰面。
这种机构的缺点是企业高层的管理会带来严重的官僚风气。当能够将创意转化为伟大产品的领导者和敢于反抗权威的人离开之后，贝尔实验室和施乐帕洛阿尔托研究中心都无法摆脱企业机构的局限。
凯利提出了一个伟大的远见：长期作为实用工程学基地的贝尔实验室也应该将精力放在基础科学和理论研究上。在此之前，这方面的研究一直都是大学的专长。他开始在全国各地搜罗最优秀的年轻物理学博士。他的目标是让创新成为企业机构的一项日常工作，而不是将其留给藏身于车库和阁楼的怪才来完成。
凯利虽然是团队协作的倡导者，但他也认识到了培养天才个人的必要性。“无论如何强调领导力、组织结构和团队协作的作用，个人的地位仍然是最高的——拥有至高无上的重要性，”他曾经这样说道，“创新的想法和概念是在一个人的头脑中诞生的。”
实现创新的关键（无论是对于贝尔实验室还是整个数字时代来说）是认识到培养天才个人和促进团队协作之间是没有冲突的。这不是一个鱼与熊掌不可兼得的问题。事实上，这两种做法在数字时代一直都是互相促进的。富有创造力的天才（约翰·莫奇利、威廉·肖克利、史蒂夫·乔布斯）负责提供创意；善于动手操作的工程师（普雷斯伯·埃克特、沃尔特·布拉顿、史蒂夫·沃兹尼亚克）负责与这些天才紧密合作，将他们的概念变成真正的发明；由技术人员和企业家组成的团队负责将这些发明打造成实际的产品。只要这个生态系统的其中一环出现缺失，再伟大的概念也只能被埋藏在历史的地下室里面，无论是身处艾奥瓦州州立大学的约翰·阿塔纳索夫，还是在伦敦家中的畜棚埋头苦干的查尔斯·巴贝奇，他们都是这样的例子。此外，如果优秀的团队缺乏胸怀大志的远见者，创新也会逐渐枯竭，正如莫奇利和埃克特离开之后的宾夕法尼亚大学，冯·诺依曼离开之后的普林斯顿大学，还有肖克利离开 […]
与仅仅阅读各自的论文相比，亲自会面讨论是一种更有成效的做法：频繁的互动可以将人们的想法跃迁到更高的轨道上，就像是电子一样，偶尔挣脱束缚的想法也会引起一些连锁反应。
巴丁在刚加入的时候没有自己的独立办公室，所以他决定先在布拉顿的实验室里面办公。事实证明这是一个明智的决定，这种近距离的交流再次为创新提供了动力。这对理论家和实验家的组合可以坐在一起，面对面地进行长时间的头脑风暴。
晶体管确实是20世纪最重要的发现之一。这是一位理论家和一位实验家并肩作战的工作成果，他们就像是处于共生关系一样，实时地来回交换各自的理论和实验结果。他们
这是一家位于达拉斯的石油勘探公司，不过它在当时已经完成了业务转型，并更名为德州仪器公司。
哈格蒂深信电子元件将会为人们的生活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在了解到晶体管的相关信息之后，他认为德州仪器可以找出利用这种元件的方法。跟许多成熟的公司不一样的是，德州仪器拥有足够的勇气进行自我革新。然而根据哈格蒂的回忆，贝尔实验室的负责人当时“显然对我们不知天高地厚的信念感到可笑，他们认为我们不可能发展出在这个领域竞争的实力”。
有勇气也有执行力。
创新的出现是具有阶段性的。以晶体管的出现为例，它的第一个阶段是由肖克利、巴丁和布拉顿主导的发明阶段。接下来是由像蒂尔这样的工程师主导的生产阶段。最后是由企业家研究如何为产品打造市场的阶段，它的重要性毫不逊于之前的两个阶段。
跟史蒂夫·乔布斯一样，哈格蒂也拥有散布现实扭曲力场的能力，他可以迫使其他人完成一些他们自认为不可能的事情。
没有压力就没有奇迹。
他还逐渐掌握了另外一项乔布斯拥有的能力，他能够构思出一些前所未有的设备，虽然消费者还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需要这些设备，但他们很快就会发现自己已经离不开它们了。
从更深层的意义来说，晶体管收音机是对数字时代的一个核心主题的首次展示：技术使设备变得个人化。收音机不再是一台放在客厅的共享设备，它变成了一台个人设备，让你无论在何时何地都能收听属于自己的音乐——即使这些音乐是你的父母不允许你听的。
从此，人们开始改变自己对电子技术的看法，特别是对于年轻人来说。它将不再是大型企业和军队的专属领域，它也可以是实现个性、自由和创意的工具，甚至还会带来一点叛逆精神。
成功的团队有时也会面临解散的危机，对于成员关系紧张的团队来说更是如此。这样的团队需要一种特别的领导才可以团结起来——他们既能鼓舞士气，又注重培养人才；在自身竞争力过硬的同时也懂得如何与人协作。
优秀团队领导的另外一项技能是能够向下属灌输一种不分上下级的团队精神。
布拉顿和巴丁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重大的成就，是因为肖克利在那段时期只是向他们提出了一些意见，没有对他们的工作进行过多的干涉。但是在此之后他变得更加独断专行了。
企业的员工和管理人员可以在大学里面学习或者担任临时教职，而大学的教授也被允许向这些新建的企业提供咨询服务。斯坦福大学的工业园区最终孕育了成百上千家企业，从瓦里安（Varian）到脸谱网（Facebook）都在此列。
有些领导者在坚持己见和要求苛刻的同时还能培养出忠心耿耿的下属。他们敢作敢为的精神使他们充满了人格魅力。史蒂夫·乔布斯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
这种能力的诀窍在于激励人们认同你的使命感，让他们心甘情愿地追随你，甚至到达他们自认为不可能企及的地方。肖克利并没有这样的才能。
一个优秀的领导者需要知道什么时候应该坚持自己的想法，什么时候应该听取质疑者的意见。
肖克利不愿意分享功劳的心态使得他很难营造出一种协作精神。
肖克利本身也许是一个过于好胜和固执的领导，但是为人友善随和的诺伊斯却缺乏一些必要的强硬。对于管理者来说，一个非常关键的要求是能够在坚决和包容之间取得平衡，肖克利和诺伊斯都不能精确地把握好这个标准。
坚决与包容需要精确的平衡。
第五章 微芯片
“数字暴政”却为创新提供了契机。在该问题日益严峻、亟待解决之际，半导体制造工艺方面恰好又出现了数百项小的突破。两者的结合缔造出一项发明，这便是集成电路，又称微芯片，它独立地诞生在德州仪器和仙童半导体这两家不同的公司。
杰克·基尔比（Jack Kilby）也是那种来自中西部农村的男孩，小时候，他在工作间里和父亲一起捣鼓电子元件，组装业余无线电（ham radios）。他在获得诺贝尔奖后表示：“我成长在北美大平原，周围都是勤勤恳恳的西部拓荒者后代。”
他通过学习取得了业余无线电操作执照，并四处搜罗零部件，不断升级自己的无线电设备。
基尔比曾报考过麻省理工学院，但未能如愿，后来他进入了伊利诺伊大学。珍珠港事件爆发后，他中断学业，加入了美国海军。基尔比被派往印度一个无线电维修站，他曾多次到加尔各答的黑市上购买零部件，在军用帐篷搭成的实验室里对接收机和发报机进行改进。
让基尔比与众不同的是他对发明创造的那种永不满足的好奇心。他开始阅读每一项新发布的专利。他说：“所有东西都得读——这是工作的一部分。要把所有琐碎的东西都积累起来，日后或许会有百万分之一的东西能派上用场
硅只要经过不同处理，就可以制成任何电子元件。由此，他提出了所谓的“单片概念”：可以把所有元件集成到单个硅片上，而无须把不同元件焊接在一块电路板上。1958年7月，基尔比在他的实验室笔记上写下一句话来阐述这一思想，后来他又在诺贝尔奖致辞中援引了这句话：“电阻、电容、分布电容、晶体管等电路元件可以放在单个薄片上。”
通往创新的道路通常有很多条。诺伊斯和仙童半导体的同事们就在从另一个方向入手，探索开发微芯片的可能性。他们之所以着手展开这项研究，是因为遇到了一个棘手的问题，也就是公司做的晶体管不好用。有太多晶体管都发生了故障。只要遇到一丁点儿灰尘，甚至只要接触一些气体就会让晶体管无法正常工作。猛烈敲打或碰撞也会让晶体管出故障。
赫尔尼有天早晨淋浴时突然又一次“灵光乍现”：可以在这个氧化保护层上刻一些小口，让杂质分散到特定的位置，以产生所需的半导体属性。诺伊斯很喜欢这个“在茧里做晶体管”的想法，他将其比作“在丛林里建一个手术室——你把病人放进一个塑料口袋里，然后在里面动手术，这样丛林里那些苍蝇就不会飞到伤口上了。”
专利律师的使命是保护出色的创意，但有时他们也能激发创意。平面工艺就是一个例证。当时，诺伊斯叫来仙童半导体的专利律师约翰·罗尔斯，让他准备申请材料。于是罗尔斯开始向赫尔尼、诺伊斯和他们的同事发问：这种平面工艺有什么实际用途？罗尔斯这样问是为了能在专利申请中列出尽可能多的用途。据诺伊斯回忆：“罗尔斯是这样问的：‘我们在申请专利保护时还能把哪些用途写进去？’”
诺伊斯在摩尔的黑板上写写画画，向他说明怎样把一小块纯净的硅做成电阻，几天后，他又向摩尔解释怎样制作硅电容。印在氧化层表面的小小金属线能将所有这些元件整合成一个电路。诺伊斯承认：“我从来也不记得有哪一次突然悟出了整套方法，不是说像电灯一样突然灭掉，灯亮之后一切就都摆在那儿了。更准确地讲是，每天你都会说‘喔，如果我能做成这件事情，接下来我也许就能做成那件事，这样一来我就能做这个了’，最终，你的概念就形成了。”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尝试之后，他1959年1月在笔记本里写下一句话：“理想的结果是把多个设备做到单个硅片上
当基尔比2000年得知自己荣获诺贝尔奖时（当时诺伊斯去世已有10年），他最先做的就是赞扬诺伊斯。他对记者们表示：“我为诺伊斯去世感到遗憾，如果他还在世的话，我估计我们会分享诺贝尔奖。”当一名瑞典物理学家在颁奖典礼上介绍基尔比，说他的发明开创了全球数字革命时，基尔比展现出他质朴无华的本性。他回答道：“我听到这种话的时候，会想起河狸和兔子站在胡佛水坝底下时，河狸对兔子说的话：‘不，这不是我自己建的，水坝只是建在我的一个想法之上。’”
微芯片最初面向的主要市场是军队。
”科学家们意识到，阿波罗计划需要有一台能装载在火箭前椎段的导航电脑。于是，他们开始一点点设计这种导航电脑，要在上面使用当时技术能力所允许的最强大的微芯片。
这种来自政府的海量稳定需求促使微芯片价格迅速下跌。
哈格蒂和他的公司对两者都很擅长。11年前，他曾通过推广袖珍收音机为价格低廉的晶体管创造出一个巨大的市场，现在他也想设法为微芯片开辟市场。他想到的主意是开发袖珍计算器。
每一年，电子设备都变得更小、更便宜、更快、更强大。计算机和微芯片行业发展的齐头并进和相互交织更是凸显了上述规律的正确性和重要性。诺伊斯后来写道：“新元件和新应用之间的协同效应让两者均产生了爆炸性增长。”这种协同效应在半个世纪之前也出现过，当时石油业与汽车业出现了同步增长。这其中包含着一个关键的创新经验：要了解哪些行业具有共生性，这样才能利用它们协同增长所带来的机遇。
摩尔定律不仅仅是一个预期，而且是行业的目标，这就使其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一种自证预言。
诺伊斯决定让仙童半导体以低于成本价销售该公司最简单的微芯片。摩尔将该战略称为“诺伊斯对半导体行业的意外贡献”。诺伊斯知道，低价会促使设备生产商在他们的新产品中运用微芯片。他还知道，低价会刺激需求，推动批量生产和规模效应，进而使摩尔定律成为现实。
仙童这家公司乃至帕洛阿尔托的半导体部门都已经变得太大、太官僚。诺伊斯渴望甩掉一些无关紧要的职责，回头去做实验室的一线工作。
罗克曾为“八叛逆”安排了创建仙童半导体所需的融资，在这之后的11年里，他又协助创建了一种在数字时代重要性绝不亚于微芯片的事物，这就是风险资本（venture capital）。
罗克出生在纽约州罗切斯特一个俄裔犹太人移民家庭，小时候，他在自己父亲的糖果店里卖冷饮，锻炼出了出色的阅人能力。他的关键投资信条之一是，主要看人，而不是看投资理念。除了看商业计划，他还要与寻求投资的人进行深入的个人面谈。他解释说：“我非常看重人，我认为跟人交谈比看他们想做什么要重要得多。”
惠普把等级森严的管理制度变成了扁平式。在20世纪50年代，这种风格与加州的休闲生活方式相融合，创造出一种以周五啤酒狂欢、灵活工作时间和派发股票期权为特色的企业文化。
和诺伊斯一样，戈登·摩尔也很朴实，他从不独断专行，不喜欢与人冲突，而且对权力的虚饰毫无兴趣。两人能够很好地互补。诺伊斯擅长主外，他能用从小就一直笼罩他的耀眼光环让客户倾倒。摩尔则一直都很稳重，善于思考，他喜欢待在实验室里，也知道如何用巧妙的问题或者意味深长的沉默（这是他最厉害的一招）来引导工程师。诺伊斯以战略眼光和统揽全局见长；摩尔则善于把握细节，尤其是技术和工程方面的细节。
因此，两人是完美的搭档，唯有一点不足：他们都讨厌划分等级，也不愿意发号施令，因此在管理上都缺乏决断力。他们想博得别人的好感，因此都不愿太强势。他们引导人，但不强迫人。如果出现问题或者分歧（他们巴不得不要出现），两人都不愿去面对，于是就予以回避。
安迪·格鲁夫（Andy Grove）的出现恰好有助于弥补这个不足。
人的互补
高效的管理并不总依赖某一名有力的领导者。如果能把风格不同的顶层管理者正确地组合起来，一样也能实现高效的管理。这就像金属合金一样，如果你能把元素正确地混合在一起，就能取得良好的效果。多年以后，当格鲁夫学会欣赏这一点之后，他读了彼得·德鲁克写的《管理实践》一书，这本书将理想的首席执行官描述为一个“外向者”、一个“内向者”和一个“行动者”的结合。格鲁夫认识到，这些特质不一定要集中在一个人身上，而是可以存在于一个领导团队中。格鲁夫说，英特尔就是这样一个例子，他还复印了本书有关诺伊斯和摩尔的章节。诺伊斯是“外向者”，摩尔是“内向者”，格鲁夫则是“行动者”。
日后影响整个硅谷文化的英特尔文化是由这三位领导者共同缔造的。这里没有等级制的那一套东西，诺伊斯就像公理会牧师一样管理着这家公司。这里没有专用停车位。包括诺伊斯和摩尔在内的所有人都在类似的小隔间里工作。记者迈克尔·马隆向我们讲述了有一次他到英特尔采访的经历，他说：“我找不到诺伊斯。秘书见状不得不过来带我去他的工位，因为在这个巨大的办公区里，他的工位看起来和其他人的几乎没什么区别。”
当一名早期员工提出想看公司的组织结构图时，诺伊斯在纸中央画了一个X，然后在旁边画了另外一些X，并用线把每个字母相互连接起来。中间的X代表员工，其他X则代表他要与之打交道的人。诺伊斯注意到，在东海岸的公司，办事员和秘书用小小的金属办公桌，而顶层高管使用昂贵的红木办公桌。于是诺伊斯决定用一张小小的灰色铝制办公桌来办公，让普通员工用更好的桌子，就连新聘的支持人员也用较大的木质办公桌。他那张带有凹痕和划痕的办公桌放在办公区靠近中央的位置，每个人都能一览无余。这就杜绝了其他任何人要求特权。当时担任人力主管，后来嫁给诺伊斯的安·鲍尔斯（Ann Bowers）回忆道：“公司任何地方都没有任何特权。我们开创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公司文化。这是一种任人唯贤的文化。”
英特尔的文化也是一种创新文化。诺伊斯在飞歌遭受了僵化等级制的约束后形成了一种理论，他相信，工作空间越开放，越松散随意，新创意产生、传播、完善和运用的速度就越快。
诺伊斯认识到，自己对东部公司管理体系的等级和身份制度深恶痛绝，那里有无穷无尽的级别，首席执行官和副总裁们高高在上，他们每天过得就像公司的王室和贵族一样。
诺伊斯先后在仙童半导体和英特尔废除了指挥链，他通过这种方式赋予员工权力，迫使他们产生创业精神。格鲁夫看到争议在会上解决不了的时候会感到难堪，而诺伊斯则愿意放手让级别较低的工程师去解决问题，而不是叫他们去找更高层的管理者，让高层管理者告诉他们该做什么。年轻的工程师被委以重任，他们不得不努力去做创新者。
诺伊斯不是一个老板，而是一个引导人们自己做决定的牧师。沃尔夫总结说：“这不是公司，而是一个公理会。”
诺伊斯是一位伟大的领导者，因为他很聪明，善于启发人，但他不是一个伟大的管理者。摩尔说：“诺伊斯的行事原则是，只要你向人暗示怎样做是对的，他们就会有足够的智慧去把这件事捡起来做。你无须为之后的东西操心。”摩尔承认他比诺伊斯也好不了多少：“我从来都不是很想发号施令，也不想做老板，这也许意味着我们俩太像了。”
与温文尔雅的诺伊斯不同，格鲁夫的风格是直言不讳，不说废话。这也是一种乔布斯日后采取的风格：坦率直接、目标明确和苛求卓越。
尽管风格不同，但诺伊斯、摩尔和格鲁夫拥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毫不动摇地坚持一个目标，要确保创新、尝试和创业精神在英特尔蓬勃发展。格鲁夫笃信“成功滋生自满，自满酿成失败，唯有偏执狂才能生存”。诺伊斯和摩尔也许并不偏执，但他们从未自满。
发明有时候是在人们遇到问题，绞尽脑汁设法解决问题时产生的；有时候则是在人们树立远大目标时产生的。特德·霍夫和他的英特尔团队发明微处理器的故事就是两者的结合。
到了重新谈价格的时候，霍夫向诺伊斯提出一个至关重要的建议，正是这一建议为通用芯片创造出一个巨大的市场，并维持了英特尔在数字时代的领军地位。
诺伊斯为Busicom提供了优惠的价格，但坚持让英特尔保留新型芯片的知识产权，而且英特尔有权将其授权给其他公司，用于计算器生产以外的其他用途。他意识到，能通过编程实现一切逻辑功能的芯片将成为电子设备的标准元件，就像两英寸厚、四英寸宽的木板是房屋建筑业的标准建材一样。这种芯片会取代专用芯片，这就意味着它们可以批量生产，价格也会不断下降。它们还会让电子行业产生一个比较微妙的变化：在电路板上设计元件配置的硬件工程师变得没那么重要了，取而代之的是新生的软件工程师，他们的工作是将一批指令写入系统。
诺伊斯成了微处理器的使徒。1972年，当他在旧金山主持大家庭聚会时，他在自己包的巴士里站起身来，高高挥舞着一个硅片。他对家人说：“这个东西将改变世界，它会彻底改变你的家庭。今后你们自己家里会有电脑。你们能够接触各种信息。”他的亲戚在车上传看着硅片，就像把玩一件圣物一样。诺伊斯预言：“你们以后就不再需要钱了，一切都将以电子形式存在。”
1971年，该地区有了一个新名字。行业周报《电子新闻》（Electronic News）的专栏作家唐·赫夫勒（Don Hoefler）开始撰写一个名为“美国硅谷”的连载专栏，“硅谷”这个名字后来便一直沿用至今。
第六章 电子游戏
还有一种推动计算机革命并最终催生个人电脑需求的动力，这就是计算机不止为运算而生，而且能够也应该为使用者带来乐趣的信念。
计算机应成为人的互动对象和游戏伙伴这一思想要归因于两种文化。其一是黑客文化。纯正的黑客信奉“凡事都应动手尝试”，他们爱搞恶作剧，喜欢在编程时弄些巧妙的小把戏，还喜欢玩具和游戏。其二则是创业文化。一些叛逆的创业者渴望打破弹珠台（一种赌博游戏机）分销财团的统治，进入数字革命时机已经成熟的娱乐游戏行业。
正是电子游戏带动了今天个人电脑的产生。电子游戏还让一种思想传播开来，即计算机应该与人实时互动，并拥有直观的界面和悦目的图形显示。
该俱乐部宣称：“我们铁路模型技术俱乐部只使用‘黑客’一词的本义，即运用创意产生巧妙结果的人。这种巧妙的结果叫‘黑客行动’，其本质特点是出手迅速，而且通常不登大雅之堂。”
这群人中编程最出色的当属史蒂夫·拉塞尔，当时他在帮麦卡锡教授创建用来辅助人工智能研究的LISP语言。
明斯基教授曾偶然找到一种可以在PDP–1上画圆圈的算法，之后他又对这种算法进行了修改，让屏幕上显示出三个点，这三个点能相互作用，形成美丽的小图案。明斯基称之为“位式”显示技术，但他的学生则将其称为“明斯基电子”。
他回忆道：“这之后我突然灵光一闪。为什么不完全靠硬件来实现这一切呢？”也就是说可以设计一些电路，让电路来代替程序完成各项任务。这样一来造价就便宜了。但这也意味着不得不对游戏做大幅简化。于是他把《太空大战》改成了玩家只控制一艘飞船，与硬件制作的两艘简单飞碟对战的游戏。他还取消了太阳引力和可消失到超空间的应急按钮。但这个游戏依然很有意思，而且造价合理。
不要完美，要有折衷。
看到布什内尔为降低成本而简化《太空大战》，胆敢舍弃那么多东西（简直是亵渎神灵），两人震惊不已。皮茨愤怒地说：“布什内尔的东西完全就是个劣质版本。”而从布什内尔这一边来说，当他听说两人计划在设备上花20 000美元（包括摆在另一间屋里的一台PDP–11，用超长的缆线与游戏机相连），而玩一次游戏收取10美分时不无鄙视。他说：“看到他们的商业模型这么没头绪，我感到很惊讶。惊讶的同时我也松了口气。我一看到他们做的事情，就知道他们对我不构成竞争。”
要注意成本问题，而不是局限于技术的先进性和完整性。对于热衷于技术的人来说（比如我自己），这是一个“童话梦想”般的陷阱。
皮茨和塔克开发的《银河游戏》（Galaxy Game）1971年秋季在斯坦福特里西德（Tresidder）学生联合会的咖啡厅里首次亮相。每天晚上，学生们都像神龛前的信徒一样围在这台机器周围。但无论有多少人排着队投币玩游戏，这台机器的成本也收不回来，两人最终放弃了尝试。皮茨承认：“休和我都是工程师，我们根本没有关注商业上的问题。”工程天才可以产生创新的火花，但创新之火必须与商业能力相结合，方能形成燎原之势。
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布什内尔是一位理想的企业家：富有创新精神，擅长工程技术，有商业头脑，熟知消费者需求。他还是一位出色的推销员。
一旦技术及其成果作为产品推出，所有的工作就不都再是一厢情愿的——甚至追求完美都变成了一个诱人的陷阱——一切都是为了客户与社会服务，为客户与社会做事的。
《电脑太空》在啤酒吧不如学生聚会场所受欢迎，所以它不如大多数弹珠游戏成功。但这款游戏确实吸引了一批狂热的追随者。最重要的是，它开启了一个产业。曾由芝加哥弹珠台公司一统天下的街机游戏很快就会在硅谷工程师的推动下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产品因为功能的“不够完善”和技术的“不够先进”而受到所谓“大牛”们的嘲笑与讥讽其实根本无关紧要。“大牛”们沉浸于自己的专业领域，是要以技术终生为乐的，市场与商业的作用则被轻视或忽视。因而，他们的成果与产品通常都是技术先进但市场推广失败。举例来说，仅具有基本功能的思维导图软件Mindmap在iOS上获得了很大的成功和知名度。相比之下，功能全面而强大的Freeplane则鲜为广大用户所知，仅能托管在Github上作为相对少数专业用户和极客的利器——但从其发挥的作用与创造的价值来说又能怎样呢？可以看出，一个产品只要能提供80%的功能、满足80%的用户就足够了。
数字时代的许多重要合作关系都是把拥有不同技能、不同性格的人撮合在一起，比如约翰·莫奇利和普雷斯伯·埃克特，约翰·巴丁和沃尔特·布拉顿，史蒂夫·乔布斯和史蒂夫·沃兹尼亚克。但我们偶尔也会看到，有一些人之所以合作得很好，是因为他们个性相投，兴趣类似，布什内尔和奥尔康就是这样的例子。
这方面没有定数。总之能够合作在一起就很好，就是成功的范例。而以往的范例不具有可复制性。
当布什内尔回到雅达利位于圣克拉拉的那间租来的小办公室时，他向奥尔康描述了这款游戏，画了一些电路图，让他做一个街机版出来。他告诉奥尔康，他与通用电气签了合同要做这个游戏，但其实他并没有签什么合同。和许多企业家一样，布什内尔为激励他人能够毫无愧色地歪曲事实。他说：“我觉得这对奥尔康来说是个很棒的训练项目。”
为了取得好的结果，善意的谎言又何妨？
《乓》最新颖的特点之一是简单。《电脑太空》需要复杂的说明；开机屏幕上的指令多到连计算机工程师也会头晕，例如，“太空中没有重力，火箭的速度只能通过发动机推力来改变”。而《乓》这款游戏则非常简单，就连灌了一肚子啤酒的吧虫和醉醺醺的大二学生也能在深更半夜里弄清楚。
雅达利在有意无意中触及了计算机时代最重要的工程挑战之一：创造出极简单、极直观的用户界面。
布什内尔用黏土为他想要的游戏机外壳做了一个小模型，把模型拿到一个造船商那里，造船商便开始用玻璃纤维来生产游戏机外壳。做出一台完整的游戏机只需要一周时间，再花上几天时间就能以900美元的价格把它卖出去，从中可赚得620美元的利润，这样一来，布什内尔就有了可维持公司运转的正现金流。
雅达利的文化还是布什内尔个性的自然产物。但这不是简单的自我放纵，而是基于一种源自嬉皮士运动，日后将定义硅谷文化的哲学。其中心是这样一些原则：权威应该受到质疑，等级制度应该被规避，特立独行应受尊崇，创造性应该得到悉心培养。
创新至少要具备三个要素：出色的创意，执行创意所需的工程才能，还要有把创意变成成功产品的商业头脑（外加创业的胆识）。
第七章 互联网
和许多出色的科技界领袖一样，他也是从小对人文和科学都抱有浓厚的兴趣。他能大段大段地引用吉卜林（Kipling）和奥马尔·海亚姆（Omar Khayyam）的作品，会吹长笛，热爱交响乐，还爱读哲学书。
“二战”结束后，布什于1945年7月应罗斯福要求撰写了一份报告（这份报告最终递交给了哈里·杜鲁门总统），呼吁政府与大学和企业展开合作，出资支持基础科学研究项目。布什为这份报告选择了一个富有感召力的典型美式标题：“科学：没有止境的前沿”。那些威胁要取消未来创新所需研究资金的政客们都应该重读一下布什的引言。布什写道：“基础研究能带来新知识，为我们提供科学资本，创造出知识的实际运用所必需的资金。”
布什有关基础研究如何为实用发明提供“种子基金”的描述被称为“创新的线性模型”。
战争“清楚无疑地”揭示出，基础科学（其任务是探索核物理、激光、计算机科学和雷达的基本原理）“对国家安全绝对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他还表示，基础科学对美国的经济安全也至关重要。“新产品和新流程并不是从一开始就完全成熟的。它们建立在新原理和新概念之上，而这些原理和概念又是纯科学领域的科学家们艰苦研究的产物。一个在基础科学新知识上依赖别国的国家工业发展会比较缓慢，在世界贸易竞争中也会处于劣势”。到了报告结尾，布什上升到诗意的高度，热情赞颂着基础科学研究带来的实际回报：“当我们把科学进步付诸实践，就意味着更多的就业岗位，更高的薪酬，更短的工作时间，更好的收成和更多的闲暇，我们可以用这些闲暇时间来娱乐、研究，来学习如何生活，而无须承受旧时代压在普通人肩头，让人麻木的乏味重担
政府、企业和学术界三角关系的建立本身就是一种重要的创新，它催生了20世纪末的科技革命。
利克莱德的父亲在密苏里州一个农场长大，家境贫寒，后来他在圣路易斯成为一名成功的保险销售员，在大萧条中，他遭受重创，之后便在一个农村小镇上当了一名浸礼会牧师。作为独生子，利克莱德备受宠爱，他把自己的卧室变成一个模型飞机制造厂，他还喜欢重装旧汽车，他妈妈会站在旁边给他递工具。不过，成长在一个与世隔绝，处处是铁丝网的乡下还是让利克莱德感到窒息。 他先逃到了圣路易斯的华盛顿大学，获得心理声学（psychoacoustics，研究人类如何感知声音）博士学位后，他加入了哈佛大学心理声学实验室。后来，对心理学与科技的关系以及人脑与机器的互动越来越感兴趣的利克莱德来到麻省理工学院，在电气工程系创立了一个心理学部。
他会在美术馆里花五个小时甚至更多时间欣赏画作的每一笔，分析每幅画的创作过程，试图从中得到有关创造力的教益。他拥有一种能在所有领域慧眼识才的直觉，无论是艺术还是科学领域，但他觉得，最简单的辨别方法是通过最纯粹的形式，比如画家的笔触或是作曲家一段副歌的旋律。他说，他也会在计算机或网络工程师的设计中寻找相同的创意笔触。特雷西表示：“他真的是一名娴熟的创意侦查员。他经常谈论人的创造力从何而来。他觉得从艺术家身上发现创造力比较简单，他会下更大功夫探寻工程中的创意，在工程中，设计者的笔触不是那么显而易见。”
利克莱德晚年在五角大楼工作时，有天晚上很晚的时候，他注意到有个女清洁工在欣赏他墙上的艺术复制品。清洁工对他说：“你知道吗，利克莱德博士，我总是在你办公室里待到最后才走，因为我想拥有属于自己的时间，想悠闲地看看这些画。”利克莱德问她最喜欢哪幅画，她指了指一幅塞尚的画。利克莱德听后激动万分，因为这也是他最喜欢的画，于是他马上把画送给了她。
由此也可以看出，并没有所谓的优秀或高人一等的性格。乔布斯的偏执可成功，利克莱德的善良同样能赢。
这是通往人机直接合作，即人机共生的关键一步。鲍勃·泰勒说：“基于分时系统的交互计算的发明甚至比计算机本身的发明还要重要。批处理好比与某个人通信，而交互计算则像是与他们直接交谈。”
这种系统不仅能连接防空中心，而且能连接“思维中心”，能把巨大的知识库融汇在一起，让人们通过友好的显示控制台与之互动——换句话说，这就是我们今天所拥有的数字世界。 这些思想为利克莱德1960年发表的一篇题为《人机共生》的论文奠定了基础，这是战后科技史上最有影响力的论文之一。他写道：“我们的期望是，用不了多少年，人脑和计算机就能紧密地配合，两者的结合体能够以人脑从未尝试过的方式思考，并能以现有信息处理机所未曾尝试过的方式处理数据。”这段话值得反复读，因为它已成为数字时代影响深远的概念之一。
利克莱德解释说，明智的研究目标应该是创造一种人机“合作决策”的环境。换句话说，人与机器能够互补。他说：“人来制定目标，拟定假设，确定标准并进行评估。计算机将做一些必需的例行工作，为技术和科学思考中的洞见和决策做必要的准备。”
他想象中这台计算机的活动是：“在周末，它检索了逾一万份文件，对所有文件进行扫描，从中寻找包含大量相关材料的章节，对这些章节进行分析，将它们转换成高阶谓语演算语句，然后将这些语句输入数据库。”利克莱德意识到，他描述的这种方式最终会被更好的方法取代。他在报告中展望了30年以后的情况：“一种更为复杂的方式肯定会在1994年之前成为可能。”事实证明他极有先见之明。1994年，最早的互联网文本挖掘搜索引擎WebCrawler和Lycos被开发出来，之后又很快出现了Excite、Infoseek、AltaVista和谷歌。
利克莱德还做出了一个与直觉相反，但最终却被证明是千真万确的预测，这就是：数字信息不能完全取代纸媒。他写道：“作为一种显示信息的媒介，纸质页面的效果是非常出色的。它能容纳足以满足人眼需求的高分辨率。它能呈现充足的信息，让读者在方便的时间随时阅读。它能在字体和格式方面提供相当大的灵活度。它能让读者控制阅读模式和阅读速度。它体积小、重量轻、便携，能剪切、能夹、能粘贴、能复制、易处置，而且价格低廉。”
理性的思考。
罗伯茨头脑清楚、干脆果断、不偏不倚。这是让一位真正的产品工程师来从事管理的优势之一。
许多与会者都不太愿意入网。罗伯茨说：“这些大学一般都不愿与任何人共享计算机。他们想自己买机器，然后把机器藏在角落里。”此外，如果接入网络，就必须处理网络流量路由，他们不想把计算机宝贵的处理时间浪费在这上面。最先提出反对意见的是麻省理工学院人工智能实验室的马文·明斯基和他已经调到斯坦福的前同事约翰·麦卡锡。两人说，他们的计算机已经用到了极限。为什么要允许其他人碰他们的计算机呢？此外，路由来自他们不了解、语言也不通的计算机的网络流量也是一大负担。
最先提出分组交换网络概念完整构想的是一位名叫保罗·巴兰的工程师。
巴兰提出了两大重要思想，他从1960年开始发表文章，介绍这些思想。他的第一大思想是，网络不应该建成集中式，不应该有控制所有交换和路由的主要枢纽。网络更不应该像AT&T（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的电话系统或主要航空公司的航线图一样建成简单的分布式，把控制权交给许多区域枢纽。如果敌军占领了这些枢纽中的一部分，整个系统就有可能瘫痪。控制权应该实现完全的分散。换句话说，每一个节点在交换和路由数据流时应该拥有同等地位。这将成为互联网的最根本特征，这种坚不可摧的特质会让互联网赋予个人力量，并使网络成为反抗中央控制的工具。
后来巴兰遭遇了一种创新常常面临的严酷现实，这就是抗拒改变的顽固官僚制度。
有一次，巴兰见到该公司一名高管，这名高管是个老派模拟工程师，当巴兰向他解释，自己的系统意味着数据无须全天开放的专用电路就能传输时，这位高管看上去目瞪口呆。巴兰说：“他看了看会议室里的同事，翻了个白眼，释放出他根本不相信的信号。”这名高管顿了顿说：“小伙子，电话的工作原理是这样的。”然后他以居高临下的姿态做了一番粗浅的解释。
克兰罗克念不起大学，甚至连免学费的纽约市立学院也念不起，于是他白天在一家电子公司工作，晚上在大学读晚间课程。晚上授课的教师比白天授课的教师更讲求实用，克兰罗克记得，老师不是教他有关晶体管的理论，而是告诉他晶体管对热有多敏感和设计电路时如何调整理想的温度。他回忆说：“在日校你根本学不到这种实用的东西。那些老师根本不懂。”
毕业后，他拿到了奖学金，赴麻省理工学院攻读博士。他在麻省理工学院研究排队论（queuing theory），该理论关注的问题包括如何根据各种因素来决定平均排队时间。他在自己的博士论文中推导出一些可分析信息如何流动以及交换数据网络如何出现瓶颈等问题的数学公式。克兰罗克曾与罗伯茨共用一间办公室，还是伊万·萨瑟兰的同班同学，此外，他还听过克劳德·香农和诺伯特·威纳的讲座。他这样回忆当年的麻省理工学院：“这里确实是培养知识精英的沃土。”
推动创新的是这样一些人，他们既掌握着出色的理论，又有机会加入能够实施理论的团队。
克罗克意识到，他需要为这一系列建议和实践取个不张扬的名字。他说：“为了强调非正式的本质，我想出了这个馊主意，就是把它们一律称为‘RFC’（Request for Comments，征求修正意见书）——而不管它们是否真的是某种请求。”这是一个在互联网时代鼓励合作的完美词组——友好，不独断专行，富有包容性，而且体现出人人平等的精神。克罗克40年后写道：“那时候我们刻意避免专利和其他条条框框，这也许对网络的发展有所助益，由于没有任何控制网络协议的经济动机，大家达成共识要简单得多。”
RFC流程开创了软件、协议和内容开源开发的先河。克罗克后来表示：“互联网能够实现如此惊人的发展和演进，开源文化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开源文化成为数字时代的协作标准。
在启动仪式上，一位名叫查利·克兰（Charley Kline）的本科生在克罗克和瑟夫的注视下戴上了用来与斯坦福研究所一名研究人员沟通的电话耳麦，键入登录口令，期望能让位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终端通过网络与354英里之外的帕洛阿尔托的计算机相连接。他先键入了“L”，斯坦福研究所的人告诉他指令收到了。然后他输入了“O”，这个指令也得到了确认。当他键入“G”时，系统因一个自动完成功能而出现了存储障碍，然后陷入了瘫痪。不过，第一条报文还是通过阿帕网发送了出去，这条报文虽然没有“猛鹰着陆”或“上帝创造了何等奇迹”等口令雄辩有力，但“Lo”（可将其视为“Lo and behold”，“你瞧”的一部分）这种朴素的表达也是十分贴切。克兰在自己的日志中以一种令人难忘的极简方式记下这样一行文字：“22：30，与斯坦福研究所实现主机对主机对话。CSK。”
在1969年下半年，三大历史性事件把这一年推向了高潮，其中每一事件都酝酿了近10年。NASA成功地把人送上了月球。硅谷的工程师们设法将可编程计算机放到了一块叫作微处理器的芯片上。ARPA则创建了一个可连接远程计算机的网络，但只有第一件事（也许是其中历史意义最弱的事件？）成为新闻的焦点。
20世纪70年代初，施乐帕洛阿尔托研究中心的工程师想建一个局域网来连接他们正在设计的办公室工作站，在该中心就职的一位刚从哈佛大学毕业的博士生鲍勃·梅特卡夫（Bob Metcalfe）发明了一种使用同轴电缆（即插入有线电视机顶盒的那种电缆）来创建高带宽系统的方法，他把这种系统命名为“以太网”（Ethernet）。
先后从事过阿帕网和PRNET项目的卡恩把连接这两个网络及其他分组网络作为自己的使命，他和同事们开始把该系统称为“互联网络”（internetwork）。过了一段时间，这个词又略微缩短为“互联网”（internet）。
1973年
卡恩回忆说：“文特喜欢站起身来，画这些像蜘蛛网一样的图，我们常常翻来覆去地讨论，然后他会说：‘我来画幅图吧。’”
他们制定了一项IP协议（Internet Protocal，互联网协议），该协议对如何在数据包标头上标注目的地做了具体规定，有助于确定数据包通过网络到达目的地的方式。IP协议的上一层是TCP协议（Transmission Control Protocol，传输控制协议），该协议的目的是规定如何以正确的顺序重组数据包，检查数据包是否存在缺失，如果有信息丢失，则会要求重新传输。这些协议合称TCP/ IP。卡恩和瑟夫在一篇题为《分组网络互联协议》的论文中发表了相关成果。互联网从此便诞生了。
科技发展的过程就像建造大教堂一样。在几百年的历程中，不断有新人加入，每个人都会在现有的基础之上添加一块砖，每个人都会说：“我建了一座大教堂。”到了下个月，又会有新砖放在之前的砖瓦上。然后来了一位历史学家，问：“大教堂是谁建的？”彼得在这里加了几块石头，保罗又多加了几块石头。如果不谦虚谨慎的话，你就会自欺欺人地以为自己完成的是最重要的部分。但事实是，每一项贡献都必须以前人的积累为基础。事物与事物之间都是环环相扣的。
政府和私营企业都为互联网的创建贡献了部分力量，但互联网主要是由一批组织松散但并肩努力，自由分享创意的学者和黑客创建的。这种对等分享的结果就是缔造出了一个促进对等分享的网络。这不仅仅是简单的巧合。互联网的创建是基于这样一种信仰，即权力应该分散，而不是集中，应该阻止任何独裁者的专制统治。正如
J·C·R·利克莱德和鲍勃·泰勒等互联网先驱认识到，互联网的建立方式使其具有一种固有倾向，即鼓励对等连接和网络社区的建立。这让许多美妙的东西成为可能。他们1968年在一篇题为《作为通信设备的计算机》的前瞻性论文中写道：“上网会让人们的生活变得更幸福，因为他们能更多地根据共同的志趣，而不是距离上的偶然接近来择友。”他们的乐观情绪到了接近乌托邦主义的程度。他们写道：“每个人（只要能买得起计算机）都将有许多机会去寻找适合自己的事业，因为整个信息世界，连同所有领域和学科都将向他敞开大门。”
无友不如己者。如今不也正是成为现实吗？
第八章 个人电脑
个人电脑（即普通人能够亲手操作并带到家中使用的电脑）这一思想是万尼瓦尔·布什1945年提出的。布什曾在麻省理工学院建成了大型模拟计算机，并协助构建了军、企、学三角协作体系，在此之后，他为1945年7月号的《大西洋月刊》（Atlantic）撰写了一篇题为《诚如所思》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布什设想了一种他称之为“记忆扩展器”（memex）的个人电脑，这种电脑能够存储和调阅一个人的言论、图片和其他信息，
布什设想，这种设备会配有键盘之类的“直接输入”装置，使用户能够将信息和记录输入存储器。他甚至预言了超文本链接和文件共享，还设想了进行项目合作的方式。他写道：“全新的百科全书将会出现，它们之间预先设置了由关联路径构成的网络，等待放入记忆扩展器，在记忆扩展器中，它们将得到拓展。”这段话预见了半个世纪之后的维基百科。
。迪吉多的运营委员会于1974年5月曾举行过一次会议，讨论是否应该为PDP–8开发一个针对个人消费者的较小机型，该公司总裁肯·奥尔森（Ken Olsen）在会议上宣布：“我认为根本没有人会想要有自己的计算机。
此外还有一个与上述两批人联系十分紧密的群体，这些人喜欢看《全球概览》，拥护公社生活，他们的信仰是掌握自己的工具，共享资源，反对循规蹈矩以及权力精英所强加的中央集权体制。
甚至是相互补充的，尤其是当人们携手进行创造的时候。美国的创客文化（从社区共建粮仓和做拼布缝纫的时代开始便是这样）通常包含着“我们一起动手”，而不是“你自己动手”的意味。
人们起初对计算机冷眼相待，视其为官僚统治的工具，后来，计算机作为一种个人表达和解放的象征逐渐被人们所接受。
科技是一种表达工具，能够拓展创造力，而且像迷幻剂和摇滚乐一样具有反叛精神。
幻游音乐节对毒品、摇滚乐和科技的结合（迷幻剂和交流电插座）让人感到有些聒噪。但这场音乐节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塑造个人电脑时代文化融合体的典型代表，这种融合体中包括科技、反主流文化、创业精神、电子设备、音乐、艺术和工程等诸多元素。从斯图尔特·布兰德到史蒂夫·乔布斯，这些元素塑造了一大批在硅谷和海特–阿什伯里的交汇处游走自如的创新者。
幻游音乐节标志着斯图尔特·布兰德作为反主流文化事业的创立者登上了历史舞台——但他身上也带有强烈的技术专家风格。
1968年12月举办的这次盛事被称为“演示之母”（the Mother of All Demos），成为个人电脑文化中一项影响深远的事件，就像幻游音乐节之于嬉皮士文化一样。它之所以能够发生，是因为布兰德像磁石一样自然而然地吸引着有趣的人并与他们结成莫逆之交。
订婚的那天，恩格尔巴特在开车上班的路上突然产生了一种可怕的、足以改变他生活方向的忧虑感：“等到我开始工作时，我意识到自己已经失去了目标。”
在接下来的两个月里，恩格尔巴特开始努力为自己寻找有价值的生活目标。他说：“我考虑了所有人类可以为之奋斗的事业，想找到一条适合自己的再教育之路。”他意识到，任何改造世界的努力都是很复杂的。他想到那些努力防治疟疾或增加贫困地区粮食产量的人，结果发现，如果这些问题得到解决，又会引发其他一系列复杂问题，比如人口过剩和水土流失。要想成功地完成一个大项目，就必须对行动中所有错综复杂的细节进行评估，权衡各种可能性，共享信息，组织人力，等等。他回忆说：“然后有一天我突然领悟到，复杂性正是最根本的东西，我感到豁然开朗。如果能以某种方式让人类更好地处理复杂和紧急的问题，能为此做出重大贡献，那你就能够造福全人类。”这样一种努力不是单单解决世界上的某一个问题；而是能为人们提供解决任何问题的工具。
为做承担这一使命的开路人，他进入伯克利学习计算机科学，并于1955年取得博士学位。
1962年10月，他发表了这篇题为《如何增强人类智能》的论文，该论文也是他向世人发布的宣言。他开篇便解释称，他不会寻求以人工智能取代人类思维。他主张把人类的直觉思维天赋与机器的处理能力结合起来，形成“一个统一的领域，让直觉、试错、无形之物和人‘对事态的感觉’，与强大的概念、精当的专有名词和符号、复杂的方法以及高效电子辅助工具有益地共存”。他不厌其烦地举出了许多事例来说明这种人机共生机制如何发挥作用，比如说，建筑师可以利用计算机来设计大楼，专业人士则可以用计算机来撰写带有插图的报告。
这样的构想今天已经实现。
在布什的《诚如所思》一文发表17年后，他所提出的人机应通过由图形显示屏、指针和输入设备组成的简单界面实时互动的设想仍能激起强烈反响。恩格尔巴特强调，他的系统不会仅仅停留在数学层面上，他说：“每一个用符号化概念思考的人（不论其形式是英语、象形文字、形式逻辑还是数学）都应该大有收获。”埃达·洛夫莱斯若有在天之灵，定会为之战栗。
他们制作了一张图表，列出了每种设备的优势和不足，正是这张图表帮助恩格尔巴特构想出一种前人从未想到过的设备。他说：“元素周期表的规律让人们发现了一些未知元素，而这张表最终也定义了一种尚不存在的设备所具有的可取特征。”
恩格尔巴特把他的设计草图交给比尔·英格利希，英格利希用一块桃花心木刻出了第一个模型。当他们在焦点小组试用时，这个模型比其他任何设备的效果都要好。一开始，连线是放在前面的，但他们很快就认识到，如果让线从后端像尾巴一样伸出来的话效果会更好。他们把这个设备命名为“鼠标”。
大多数真正的天才（比如开普勒、牛顿、爱因斯坦，甚至还有乔布斯）都有一种追求简洁的本能。但恩格尔巴特却不是这样。他渴望在自己建立的任何系统中都填入许多功能，因此他想让鼠标带有许多按键，恨不得要多达10个才好。可惜测试结果显示，鼠标上按键的最佳数量应该是三个。后来我们知道，就连三个按键也太多了，至少可以再去掉一个，或者如追求极简的乔布斯后来坚持的那样，两个按键也太多了。
在截至1968年的6年时间里，恩格尔巴特一直在为设计一种成熟的增智系统而不懈努力，他将其称为“联机系统”（oNLine System），简称NLS。除鼠标外，该系统还包含许多引发个人电脑革命的其他创新，比如数字水印、同屏多窗口、数字出版、类似博客的日志、类似维基的协作系统、文档分享、电子邮件、即时通讯、超文本链接、类似Skype（即时通讯软件）的视频会议和文档格式化。
两人在1968年12月联手进行联机系统演示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作为主办人的布兰德以过人的天赋让这次演示（日后成为著名的“演示之母”）成为一场多媒体盛宴，就像硅片上的“插电迷幻剂试验”一样。这场演示会成为嬉皮士与黑客文化的终极融合，就连苹果公司的产品发布会也没能撼动其地位，直到今天，它仍然是数字时代最炫目、最具影响力的科技演示。
恩格尔巴特早在1968年就为人们演示了今天一台联网个人电脑所具有的几乎所有功能。
恩格尔巴特刚开始研究增强智能时，这门学科还显得相当古怪，但当他在1968年12月的演示中展示增强智能的所有元素（一台能够让人类与之随意实时互动的个人电脑，还有一个能让协作创新成为可能的网络）之后，机器人就变得黯淡无光了。
恩格尔巴特并没有真正把人们带到那片希望之土。将利克莱德和恩格尔巴特的思想带入个人电脑之乐土的先驱者是凯和一家复印机公司研究中心一群无拘无束的同事。
凯听过麻省理工学院的教授马温·明斯基的一场演讲，明斯基在演讲中介绍了人工智能，他还谈到，学校没有教学生如何充满想象力地处理复杂问题，这其实是摧残学生创造力的可怕行为。
随后他见到了明斯基的同事西摩·佩珀特（Seymour Papert），佩珀特当时创建了一种名为LOGO的编程语言，这种语言简单到连学童也可以使用。LOGO有许多巧妙的用途，其中之一是让学生使用简单的命令来控制一个能在教室里四处移动的机器龟。听完佩珀特的介绍之后，凯开始绘制草图，设想能让儿童轻松操作的个人电脑会是什么样。
凯在自己的博士论文中阐述了个人电脑的部分特征，其中最重要的特征是简单（“必须让人自己就能学会使用”）和友好（“友好应该成为必不可少的要素”）。他是站在人文主义者兼工程师的立场上设计计算机的。他从16世纪初一位名叫奥尔德斯·马努蒂乌斯（Aldus Manutius）的意大利印刷商那儿汲取了灵感，这位印刷商意识到，供个人阅读的书籍应该能放入鞍囊内，于是他开始印制尺寸较小的书籍（也就是我们现在常见的尺寸）。
在1970年（凯来到SAIL后不久）发表的一篇学术论文中，麦卡锡阐述了他设想中的分时系统，这种系统使用的是自身几乎不具备处理能力或存储空间的终端。他写道：“终端将通过电话系统与一台分时计算机连接，从而得以访问包含所有书籍、杂志、报纸、目录、航空时刻表在内的文件。用户能够通过终端获取自己想要的任何信息，能够进行买卖，能够与人和机构交流，并以其他行之有效的方式处理信息。”
现在又从分布式的、增智的个人电脑回到了集中式的、人工智能的“分时电脑”（即，云计算）。
凯在SAIL的分时派中间煎熬了两年之后，于1971年接受了新的工作邀约，加入了两英里之外的一家企业研发中心。这家中心吸引着想要开发个性、友好、适应个体需求的计算机的年轻创新者。麦卡锡后来把这些目标蔑称为“施乐异端”。但正是这些“歪门邪道”最终确立了个人电脑时代的行进方向。
即便是斯坦福这样好的大学以及麦卡锡领导的顶尖级人工智能实验室，也无法阻挡兴趣和方向对人的引导。正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
在ARPA工作期间，泰勒通过考察ARPA赞助的研究中心和他为顶尖研究生举办的会议建起了一个识别人才的“雷达”。据泰勒招聘的一位科学家查克·撒克（Chuck Thacker）回忆：“泰勒在这期间与许多领先的计算机科学研究小组共同工作过，并为它们拨过款。这就让他处在了一个吸引最优秀人才的独特位置上。”
泰勒还拥有一种领导能力，这种能力是他在与ARPA研究人员及研究生召开的会议上磨炼出来的：他能够激发出一种“创造性摩擦”，让一群人相互质疑，甚至尝试推翻对方的想法，但随后他们要站在相反的立场上阐述观点。泰勒在他所谓的“庄家”会议上（让人联想到21点游戏中那些试图战胜庄家的人）进行这项活动，他让一个人提出设想，其他人对其进行建设性（通常如此）批评。泰勒自己并不是什么技术奇才，但他知道怎样让一群奇才在友好的决斗中打磨自己的军刀。他担当司仪的天分让他能够激励、劝服、安慰和鼓舞那些喜怒无常的天才，让他们相互合作。泰勒善于呵护他手下人的自尊，而不是去迎合上司，但这正是他魅力的一部分——如果你不是他的老板，你会更能欣赏这种魅力。
泰勒招募的第一批人中有艾伦·凯，凯是他在ARPA的会议上认识的。泰勒说：“我认识艾伦的时候，他是犹他大学的博士生，我非常喜欢他。”不过，他没有把凯招进自己的实验室，而是把他推荐到了另外一个组。这就是泰勒做事的方式，他要把自己赏识的人像种子一样播撒到四面八方。
用人之道。
在一次令人恼火的会议上，凯（凯常常出口成章，他脱口而出的想法就像是为维基语录量身定做的一样）不禁反驳了一句：“预测未来的最好方式就是创造未来。”这句名言后来成了PARC的信条。
正因为拥有像凯这样的人，PARC才有了一种源自麻省理工学院铁路模型技术俱乐部的那种活泼的氛围。他对布兰德说：“这是一个你仍然可以做匠人的地方。”
组织中的人形成了组织和团队的文化，而不是以一种空虚的、口头上声称的文化来找人。这往往会事与愿违，或者是在文化推行的过程中遇到强大的阻力。这一点已经于两个多星期前于荣荣来部门培训敏捷和SCRUM项目管理时遇到的种种质疑、玩笑和阻力中体现出来。
他宣称：“简单的东西应该简单，复杂的东西才能成为可能。”
在描述儿童（所有年龄段）如何使用Dynabook时，凯的主张是，应将个人电脑主要作为增强个人创造力的工具，而不是促进协作的联网终端。他写道：“尽管个人电脑能让使用者通过学校‘图书馆’等未来的‘知识公用设施’与他人沟通，但我们认为，个人电脑有很大一部分用途是作为个人媒介，让所有者与自身交流，这与纸张和笔记本目前所发挥的用途大体相同。”
这一点值得注意和深思：个人电脑的一大功用（至少在凯最初提出这个概念时）应该是与自身的互动、协助，对自身能力的扩展，即增智；而不能沦为主要与外界沟通或者浅层次学习与阅读的工具。而后面的这个情形在如今已经可悲地成为了大多数人的现实。
他对坐在豆袋椅上的工程师和管理人员说：“个人设备显然可以发挥编辑器、阅读器和智能终端等作用，还能为人们把工作拿回家做创造条件。我们来生产30台这样的计算机，让大家熟悉一下吧。” 这是一段充满自信的浪漫宣言，体现出凯常有的说话风格，但它并未打动PARC的计算机实验室主管杰里·埃尔金德（Jerry Elkind）。曾写过施乐PARC发展史的迈克尔·希尔齐克（Michael Hiltzik）说：“杰里·埃尔金德和艾伦·凯就像来自不同星球的生物，一个是一丝不苟、按部就班的工程师，另一个则是自负、充满哲学家气质的海盗。”在想象孩子用施乐的计算机编程控制玩具乌龟时，埃尔金德是不会两眼放光的。他回答说：“让我来扮演恶魔的代言人吧。”
又有多少的富有创造性和前瞻性的点子是被高高在上的管理者扼杀的呢？
埃尔金德指出，既然PARC的使命是创造面向未来的办公设备，为什么又要涉足儿童游戏业务呢？既然当前的公司环境适合去开发商用计算机分时系统，PARC为何不继续把握这些机遇呢？听到这一堆连珠炮似的问题之后，凯恨不得偷偷从会议室里爬出去。会议结束后，他哭了起来。他提出的制作一批过渡型Dynabook的请求被否决了。
为英雄感到惋惜！管理者看似“英明”而实质短视、错误的决策并不会令其本人受到任何的惩罚。即便公司因此错失发展良机而最终垮掉，其履历始终是光鲜亮丽的，后续职业发展也丝毫不会受到影响。鼎盛一时的大公司往往避免不了衰败的周期律，与此有很大关系。
恩格尔巴特对此并不认同，他一心要在自己的联机系统中植入尽可能多的功能，因此，他从来都没想过要发明小型个人电脑。恩格尔巴特对自己的同事说：“这与我走的路线完全不同，如果我们非要挤进这些小空间，就不得不放弃一大堆东西。”这就是为什么恩格尔巴特虽然是个富有远见的理论家，但却没能真正成为成功的创新者：他为自己的系统不断增添功能、指令和按键，使其越来越复杂。而凯则是尽力去删繁就简，他的经历告诉我们，为什么简洁性这一目标（生产让人用起来轻松愉快的产品）在个人电脑创新中占据了核心地位。
让互联网成为现实的大多数技术都是施乐PARC在20世纪70年代发明的。
凯回忆道：“公司并没有为应对创新做好准备，推广创新产品意味着要有全新的包装和全新的使用说明，要处理更新，培训员工，还要在不同国家推行本土化。
纽约州韦伯斯特一家施乐研发机构的主管对他解释说：“计算机对社会的作用永远没有复印机重要。”
“男士们根本不屑于了解如何打字。打字这种事是秘书干的。所以他们并没有把阿尔托当回事，他们认为那是只有女性才喜欢的东西。于是我意识到，施乐永远也做不出个人电脑。”
穆尔本来计划在帕洛阿尔托组织反战活动，但他发现了斯坦福医疗中心的计算机，然后便沉迷其中。由于从来没有人赶他走，他索性天天都泡在那儿玩电脑，他女儿则在大厅或者那辆大众汽车里玩耍。他开始深信，计算机具有帮助人们掌控自己的生活和结成共同体的力量。他相信，如果普通人能把计算机作为自我武装和学习的工具，就能够摆脱军事和工业组织的统治。
“穆尔这个人瘦得皮包骨头，胡子拉碴，目光极有穿透力。他是个极端和平主义者，只要他认准的事情就会义无反顾。你是不可能真正赶走他的。”
他在这场运动中获得的最大领悟是，创建新型通信网络是从大型机构手中夺取权力的最佳途径。他意识到，这就是言论自由运动的精髓所在。他后来写道：“言论自由运动是要破除人与人之间的交流障碍，让联系和社群在不依靠权力机构的前提下得以形成。它为人们真正去反抗主宰我们生活的企业和政府铺平了道路。”
联网的计算机会成为让人们掌控自身命运的工具。后来他解释说：“它们会把权力中心下放到人民手中。”
费尔森施泰因建立了一家名为Resource One的非营利机构，该机构的任务是对这台大型计算机进行重新配置，以供其他交换台分时使用。他说：“我们认为可以把这台计算机作为反主流文化的工具。”
1973年8月，他们在伯克利一家学生所有的音像店Leopold’s Records里建起了一个终端，该终端通过电话线与大型计算机相连接。
费尔森施泰因形成了一个影响深远的思想：如果公众能够接触计算机网络，就可以根据兴趣自行组建社群。他们在该项目的传单加宣言中称：“无等级差别的交流渠道——不论是计算机和调制解调器、钢笔和墨水、电话，还是面对面交流，是挽救和振兴社群的最重要途径。”
“社群记忆”成为互联网BBS系统和The WELL等在线服务的先驱。费尔森施泰因说：“我们打开了通往赛博空间的大门，发现这是一片热情友好的疆域。”
费尔森施泰因回忆道：“埃弗雷姆说，如果让人随便捣鼓，他们就会弄坏计算机，而我则采纳了后来成为维基哲学的思想，我认为如果允许人们动手操作，他们会更注意保护，并且在出现故障时进行修理。”费尔森施泰因认为计算机就应该是供人随意摆弄的。他说：“如果鼓励人们动手改装设备，你就能培养出一种计算机与社群的共生关系。”
《陶然自得的工具》一书作者是伊万·伊利奇（Ivan Illich），他是一位在奥地利出生，在美国长大的哲学家和天主教神父，他在书中对技术官僚精英的专横角色进行了批判。伊利奇提出的解决方案是创造直观、容易掌握和“陶然自得”的技术。他写道，应该树立这样一个目标，即“让人们获得必要的工具，确保他们有权独立、高效地开展工作”。与恩格尔巴特和利克莱德一样，伊利奇也谈到了用户与工具“共生”的必要性。
费尔森施泰因以极具美国特色的方式把创客文化理想（从非正规、互助式的DIY学习经验中汲取乐趣和成就感）与黑客文化对技术工具的热衷以及新左派组织社群的本能冲动糅合在了一起。2013年，费尔森施泰因在“湾区创客市集”上发表了主旨演讲，他在演讲中指出，20世纪60年代的革命是一种看似古怪，实则不乏合理性的现象，随后，他对满屋认真听讲的发烧友说：“从1964年伯克利掀起的言论自由运动和宣扬个人电脑运动背后DIY理念的《全球概览》中，我们可以找到个人电脑的源头。”
1975年初，百乐餐会的热潮开始逐渐降温，于是穆尔、弗伦奇和费尔森施泰因决定创办一个新的俱乐部。他们的第一份传单是这样写的：“你在自己组装电脑、终端、电视打字机、输入/输出设备还有其他什么数字魔法盒吗？如果是的话，来加入一群志趣相投的人吧。” 这个名为“家酿计算机俱乐部”的组织最终吸引了来自湾区数字界许多文化部落的各色爱好者。费尔森施泰因回忆说：“这个俱乐部里有嗑药族（不是很多），有业余无线电爱好者，有穿着白皮鞋的未来产业巨子，有孤僻的二三流技术员和工程师，还有其他另类人士——这当中有一位穿着整洁、举止得体的女士喜欢坐在前排，后来有人告诉我，她以前是男的，曾是艾森豪威尔总统的私人飞行员。他们都想要个人电脑，都想摆脱体制的束缚，不论这个体制是政府、IBM还是他们的雇主。大家只是想卷起袖子动手去做，亲身参与到这一过程中来。”
英特尔8080处理器的零售价是360美元，但罗伯茨以购买1 000枚为条件把价格压低至一枚75美元。随后，他拿到了一笔银行贷款，因为他坚称自己能卖掉1 000台电脑，虽然他私下里担心卖不了这么多，他估计首批订单只有200来台，不过没关系，他抱有企业家那种追逐风险的人生观：要么就一举成功，改变历史，要么就更快地滑向破产深渊。
这款电脑在技术方面虽然算不上有多成功，但仍然是一款发烧友向往的产品。发烧友群体中存在一种有待释放的需求，他们渴望有一款像业余无线电设备那样，让他们动手组装和拥有的电脑。
公众的关注也是创新中的重要元素。打个比方，如果从来没有人记述过在艾奥瓦州地下室里诞生的一台计算机，那么这台计算机就会像哲学家贝克莱那荒无人烟的森林里倒下的一棵树一样；它无足轻重，不会在历史上留下任何声音。“演示之母”让恩格尔巴特的创新广为人知。这就是为什么产品发布是如此重要。如果罗伯茨之前没能与《大众电子学》（这本杂志对Heathkit套件的意义不亚于《滚石》对摇滚乐迷的影响）的莱斯·所罗门交上朋友，MITS生产的计算机也许就会和阿尔伯克基那些卖不掉的计算器堆在一起。
这款电脑名称的来历是这样的：他女儿是个《星际迷航》迷，建议根据当晚进取号飞船造访的星球名称，即牛郎星（Altair）来命名这款电脑。于是，面向家庭用户的第一款真正的、可操作的个人电脑被命名为Altair 8800。
电子俱乐部的发烧友与阅读《全球概览》的嬉皮士以及“家酿”黑客们携手开创了全新的个人电脑产业，该产业将推动经济增长，并彻底改变我们的生活和工作方式。“赋权于民”运动让计算机摆脱了企业和军队的垄断控制，进入到个人手中，成为人们充实自我、提高工作效率和增强创造力的工具。
第九章 软件
1974年12月，就在盖茨和艾伦第一次看到《大众电子学》封面的那一天，两人便决定为个人电脑制作软件了。不仅如此，他们还想改变这个新兴行业的利润分配格局，让硬件成为一种可以替代的商品，并让那些创造出操作系统和应用软件的人获得大部分利润。盖茨回忆说：“当保罗给我看杂志的时候，世界上还没有软件行业这种东西。但我们领悟到，我们可以创造出一个这样的行业。我们也确实做到了。”多年以后，盖茨在回顾自己的创新成就时说：“这是我这辈子最重要的创意。”
“盖茨非常争强好胜，他想让你看到他有多聪明。而且他非常非常执着。
，盖茨却不仅仅是“呆”和捣蛋。盖茨是个专注、才思敏捷的人，而且富有幽默感，爱探险，喜欢挑战体能极限，还喜欢组织活动。
艾伦后来有点嫉妒地说：“虽然我们都在努力表现出自己的才华，但动力最强、最有竞争力的那个人是比尔，而且他做得毫不费力。”
于是两人有时候会在公司研读说明书，一直到破晓时分。
两校的合并导致班级排课变得非常麻烦，于是校方让盖茨和埃文斯写一个程序来解决这个问题。盖茨知道，学校的课程安排包含几十个变量（必修课、教师课表、教室大小、快班课程、选修课、错时安排、双课时实验课等），操作起来极其困难，于是他拒绝了。
要量力而行。
”盖茨对店员说：“我们花了这么多钱就买到这么小的一个东西。”但他和艾伦都了解这枚芯片的价值，他们知道，这枚小小的芯片中包含一整台计算机的大脑。
虚虚实实。
为编写出能在8008微处理器上运行的程序，艾伦设计了一种在大型计算机上模拟微处理器的方法。他后来解释说，模拟8008微处理器的做法“反映出技术圈一种人尽皆知的思想，这种思想要追溯到阿兰·图灵20世纪30年代的理论，即任何计算机都可以通过编程来随意模拟其他计算机”。
他们用带有Traf-O-Data抬头的旧信纸给生产Altair的阿尔伯克基初创公司MITS写了封信，称他们制作了一款能在8080微处理器上运行的BASIC解释器。信中写道：“我们希望通过你把这款软件卖给广大电脑发烧友。”这番话里其实是有水分的，因为他们还没有写出任何软件。但两人知道，如果MITS表示有兴趣，他们可以马上动手。
盖茨在黄色标准拍纸簿上疯狂地编写BASIC解释器代码。等艾伦的模拟器准备就绪，盖茨已经写好了程序架构和大多数代码。艾伦回忆说：“我还记得他会用很长时间思考问题，其间时而踱步，时而晃动身体，然后在黄色拍纸簿上记下点什么，他的手指上沾满了五颜六色的记号笔墨水。等我的模拟器准备就绪，他就可以使用PDP–10了，于是比尔就转到终端上，一边盯着他的拍纸簿一边晃动身体，然后，他用奇怪的指法快速输入一堆代码，如此循环往复。他会像这样一连干上许多个小时。”
深思熟虑后再编码。
盖茨不再理会迫在眉睫的考试，甚至不玩扑克了。他和艾伦以及达维多夫连续8周没日没夜地躲在哈佛的艾肯实验室里，在国防部资助的PDP–10上书写着历史。
艾伦说：“有时候他正写着代码，突然身体慢慢前倾，直到鼻子碰到键盘为止。小睡一两个小时之后，他会睁开眼睛，眯眼看着屏幕，眼睛眨巴两下，然后从之前中断的地方开始继续——他的专注力真是非常惊人。”
他们会在便笺本上打草稿，有时候还会比赛，看谁能用最简短的代码执行子程序。其中一个人会喊：“我能用9行执行。”另一个人则会说：“喔，我只要用5行！”艾伦指出：“我们知道，每压缩一个字节，就能为用户留下更多空间，让他们去添加自己的应用。”增强版Altair的内存只有4K，而他们的目标是让这个程序小于4K，尽量为用户留出使用空间（如今，一部16GB智能手机的内存相当于前者的400万倍）。晚上他们会把打印出来的程序带在地板上展开，设法让程序更优雅、更凝练、更高效。
罗伯茨开车带他去了当地一家喜来登酒店，前台接待告诉他一间房要50美元。但艾伦身上只有40美元，于是，在一阵尴尬之后，罗伯茨不得不替他付了房钱。艾伦说：“我猜我和他预想的也不一样。”
一个月后，罗伯茨邀请艾伦担任MITS软件主管。艾伦在霍尼韦尔的同事们认为他考虑接这份工作简直是疯了。他们对艾伦说：“你在霍尼韦尔的工作很稳定，你可以在这儿工作好多年。”但职业稳定并不是那些渴望领导计算机革命的人的理想。于是艾伦于1975年春动身前往阿尔伯克基，一个他刚刚才知道不在亚利桑那州的城市。
。盖茨在谈判中争取到了两项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协议条款。他坚持让自己和艾伦保留软件的所有权；MITS只拥有获得该软件使用许可的权利。他还要求MITS“尽最大努力”再许可其他计算机生产商使用软件，并与盖茨和艾伦分成。这为盖茨6年后与IBM达成的协议树立了先例。他说：“我们能够确保我们的软件在许多种计算机上运行，这样一来，定义市场的就是我们，而不是硬件生产商。”
盖茨当时努力地工作，依靠还很微薄的收入过着节俭的生活，但他根本不认同要顺从权威这一套。艾伦记得，精瘦的盖茨会和肌肉发达、身高6.4英尺的罗伯茨对着干，他们有时候会吵得不可开交，“整个工厂都能听到他们的吼声，简直是一幅奇观”。
他对艾伦说：“你占一半是不合理的，你在MITS已经有薪水了，而我在波士顿什么后盾也没有，却承担了几乎所有的BASIC编程工作。我认为我俩应该六四开。”
当仁不让
盖茨的专注获得了回报。它使微软能够在看似疯狂的软件开发期限内完成任务，让微软的每件新产品都能打败市场上其他竞争对手，价格也能低到让计算机生产商很少考虑自行编写或拥有自己的软件。
他家里常常四处散放着晶体管和电阻器，当小史蒂夫问父亲“这是什么”的时候，他父亲会给他一点点讲解电子和质子的原理。沃兹尼亚克说：“他会时不时地拿出一块黑板，他还会回答我提出的任何问题并画出示意图。他教我怎样用他弄来的二极管和电阻器等零件做与门和或门。他还会为我演示怎样在中间放置一个晶体管来放大信号，将一个门的输出信号与另一个门的输入信号连接起来。这就是世界上所有数字设备最基本的工作原理。”沃兹尼亚克的事例说明父母能对孩子产生多么巨大的影响，尤其是在过去家长了解无线电工作原理，能为孩子演示如何测试真空管和更换烧坏的真空管的那个年代。
出于好玩，他会钻研惠普和DEC生产的那些办公电脑的说明书，然后试图用更少的芯片来重新设计。他承认：“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喜欢搞这个。我都是关着门，一个人在房间里摆弄，很像一种私密的爱好。”
沃兹尼亚克说：“一般来说，我很难跟人讲清我设计的东西，但史蒂夫立马就能明白。我喜欢他。他精瘦结实，活力四射。”而沃兹尼亚克也给乔布斯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乔布斯后来说：“沃兹是我遇到的第一个电子学懂得比我多的人。”
沃兹尼亚克设计出了一个新颖的设备，但与乔布斯的合作让他做成了更多事情：他们创建了一个商业项目。
乔布斯后来反思道：“如果没有蓝盒子，就没有苹果。通过蓝盒子，沃兹和我学会了如何合作。”沃兹尼亚克赞成这种说法：“它让我们体会到，如果把我的工程能力和他的想象力结合起来，我们就能做成一番大事
乔布斯后来说，他在雅达利学到了一些重要的经验，其中最深刻的经验是，界面应该保持友好和直观。指令应该简单直白，比如“塞入25美分，躲避克林贡人”。设备不需要说明书。
布什内尔回忆说：“创业者身上有种无法言明的特质，而我在史蒂夫身上看到了这种特质。他不仅对工程感兴趣，而且关注商业方面的东西。我告诉他，如果你表现出你能做某件事的样子，你没准就真能做到。我还对他说，只要装作你能完全掌控局面，人们就会信以为真。”
沃兹开始没日没夜地赶工设计元件，乔布斯则坐在他左边的一张板凳上焊接芯片的连线。沃兹本来估计这项任务要花几周时间才能完成，但乔布斯却目不转睛地盯着沃兹，让他相信他能在四天之内完成。这是乔布斯施展他同事口中所谓“现实扭曲力场”（reality distortion field）的一个早期例证。
沃兹尼亚克当时在设计一个带有视频显示器和键盘的终端。他本来想把它设计成一个“哑”终端，即自身不具备计算能力，而要通过电话线与其他地方的分时计算机相连的终端。但当他看到那份微处理器规格表时，他突然产生了一个灵感：可以利用微处理器（带有中央处理单元的芯片）赋予他正在制作的终端一些运算能力。这就在Altair的基础上迈进了一大步：这是一台集计算机、键盘和屏幕于一体的设备！他说：“这一整套有关个人电脑的设想就这样浮现在我的脑海中。那天晚上，我开始在纸上画草图，这就是苹果I型电脑的雏形。”
不同领域思想的融合。
家酿计算机俱乐部的使命是自由分享创意。这与比尔·盖茨的立场背道而驰，但沃兹尼亚克却是这种公有思想的拥护者：“我非常认同家酿俱乐部推动计算机技术发展的使命，于是我把自己完整的设计图复印了100来份，谁想要就给谁。”一开始他太腼腆了，不敢站在众人面前正儿八经地做报告，但他对自己的设计非常自豪，他爱站在后面，向围上来的人展示他的设计并分发图纸。他说：“我想把它免费发给其他人。”
乔布斯对包装和销售一款简单易用的电脑的渴望（以及他在这方面的天分）与沃兹尼亚克巧妙的电路设计一样，都是改变个人电脑行业的重要力量。的确，如果不是乔布斯要坚持创办公司，让沃兹尼亚克的设计实现商业化，沃兹尼亚克充其量也只是家酿俱乐部通讯一笔带过的无名角色。
沃兹尼亚克深知乔布斯在他们合作关系中的贡献，这种贡献的价值至少在50%。如果只有他自己，沃兹尼亚克能做的也许只是免费分发设计图而已。
苹果II型电脑是第一款操作简单且软硬件完全一体化的个人电脑。这款电脑于1977年6月上市，售价1 298美元，不到三年时间就卖出了10万台。
苹果的崛起标志着发烧友文化的衰落。
苹果II型电脑，特别是1984年麦金塔电脑（Macintosh，简称Mac）的推出让苹果成为一体式电脑（这类电脑不让用户打开和触碰其内部构造）的开路先锋。
是否其他产品，包括有限元软件，也会像这样经历从可供发烧友把玩的组装机到邻居大妈就可以使用的傻瓜机但技术被隐藏的过程？
苹果II型电脑还树立了一种史蒂夫·乔布斯后来坚信不疑的教条：苹果公司的硬件应与操作系统紧密集成于一体。他是一个喜欢完全控制用户体验的完美主义者。他不想让用户购买一台苹果电脑，然后在上面运行其他公司拙劣的操作系统；也不想让他们购买苹果的操作系统，然后将其安装在其他公司的劣质硬件上。
要让个人电脑变得有用，让讲求实际的人觉得值得掏钱购买，就要让电脑成为工具，而不仅仅是玩具。如果用户无法利用电脑来处理实际任务，一旦发烧友的热情消退，就连苹果II也有可能成为过眼烟云。
他还具有出色的团队意识，知道怎样寻找合适的合作伙伴。他指出：“我具备的经验和知识恰好能让我开发出可满足人们这项需求的软件。”
虽然布里克林其实可以独自写程序，但他并没有这样做，而是草拟出方案后交给弗兰克斯顿开发。弗兰克斯顿这样评价他们的合作关系：“这就给了布里克林自由，他可以专心地考虑这个程序应该实现什么功能，而不是如何实现。”
不要把技术都控制在自己的手里，那样做不成任何事。
软件行业要想独立于硬件行业发展，就需要有懂得如何进行产品促销和分销的发行商。
他们把朋友和教授组成焦点小组，向他们征求意见，以确保界面直观而简便。弗兰克斯顿解释说：“我们的目标是给用户提供一种不让他们感到意外的概念模型。这被称为最小意外原则。我们是合成一种体验的魔术师。”
盖茨觉察到一条大鱼即将上钩，他不由一阵激动。
IBM的人一开始想谈购买微软BASIC许可的问题，但盖茨把话题转向一场关于技术发展方向的深入讨论中。
IBM已经有意购买微软已开发和能够开发的所有编程语言的许可了，其中不仅有BASIC，还有Fortran和COBOL。盖茨回忆说：“我们告诉IBM，‘好，我们做的任何东西都归你们’，虽然有些东西暂时还没做。”
IBM一班人马几周后又来了。他们上次忽视了一个重要问题。除这些编程语言之外，软件还有一个关键组成部分，IBM需要一个操作系统，也就是作为其他所有程序基础的软件程序。
钓鱼
佩特森便将其改造成一个他称之为QDOS（Quick and Dirty Operating System，简易操作系统）的操作系统。
这时盖茨已经意识到，有一种操作系统（最有可能是IBM选择的操作系统）最终将成为多数个人电脑使用的标准操作系统。他还意识到，谁拥有这种操作系统，谁就能占据有利地位。于是，盖茨及其团队没有让IBM的人去见佩特森，而是承诺他们会把事情办妥。
在迈阿密机场降落后，两人到卫生间换上了西装，结果盖茨发现自己忘戴领带了。这时盖茨显出一种少有的挑剔，他坚持在开车去博卡拉顿的中途停一下，到百货商场Burdine’s买条领带。
盖茨一开口，他们就不再关注他那邋遢的外表了。盖茨对技术和法律细节的精准把握震撼了IBM团队，他对合同条款的坚持则展现出冷静和自信。不过这在很大程度上只是表演给IBM看的。盖茨一回西雅图便走进办公室，躺在地板上，向鲍尔默大声倾诉他的种种疑虑。
不可能什么都准备好了，都完善了才去做。要无比自信地摸索前进。
为IBM开发一整套软件是一个非常艰巨的项目，但微软的一帮人马没日没夜地工作了9个月，终于完成了这项任务。
凭借这项交易，微软将IBM个人电脑及其仿制产品变成了可相互替代的商品，它们唯有靠打价格战来竞争，注定只有微小的利润空间。几个月之后，《个人电脑》杂志创刊号上刊登了一篇对盖茨的采访，他在采访中指出，不久之后，所有个人电脑都将使用同样的标准化微处理器。他说：“硬件的吸引力将大大下降，软件将承担起全部职责。”
硬件的吸引力下降，变成可以替代的基础设施，这是通用的规律。
。看到这款平庸的电脑（采用的是c:>这种很不友好的提示符和箱型设计），有这种反应也很自然。但乔布斯没有意识到，公司技术经理们渴望的并不是在办公室里寻找刺激，他们认为IBM这种中规中矩的品牌要比苹果这类大胆创新的品牌更安全稳定。
乔布斯内心的斗志会被竞争对手唤醒，尤其是当他认为对手的产品糟糕透顶时。他把自己视为一名已经开悟的禅宗武士，要与丑恶势力决斗。
施乐PARC团队的创造力与乔布斯的设计和营销天赋结合起来，将使GUI成为电脑发展史上的下一步重大跨越，把布什、利克莱德和恩格尔巴特设想的人机交互系统变成现实。
乔布斯并不是第一个去施乐PARC一探究竟的外人。施乐的研究人员已经为来访者举办了数百次演示，并已投放了逾1 000台施乐阿尔托（由兰普森、撒克和凯共同开发的昂贵电脑，运用了图形用户界面和PARC的其他创新成果）。但乔布斯是第一个有心在简单、便宜的个人电脑上应用PARC界面的人。这个例子再次说明，最伟大的创新有时并非来自那些取得突破性成果的人，而是出自能有效应用创新的人之手。
可以看出，光有成果是没有用的，还需要乔布斯这样的人来画龙点睛：将其从幕后推出，走入千家万户，像是最优秀的角斗士那样赢得在场观众的心。当然，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施乐公司的工程师们也并不能算作失败。毕竟他们作为技术发明者、先驱者的地位与名声是无人能撼动的——这已经让他们足够满足和开心了。更何况又能被乔布斯接过来真正实用呢？求仁得仁又何怨！
乔布斯第一次参观施乐PARC时，以阿黛尔·戈德堡（当时与艾伦·凯共事）为首的工程师们是持保留态度的。他们没让乔布斯看太多东西。但乔布斯发了一通脾气——他不断怒吼：“别废话了！”
位图显示技术可以让计算机控制屏幕上的每个像素——这些像素可以关闭或打开，并呈现出任何颜色。这就使各种美观的图像、字体、设计和图形成为可能。拥有卓越设计天分，熟悉字体并热爱书法的乔布斯被位图显示的魅力折服了。乔布斯回忆说：“我感觉蒙在眼睛上的面纱被揭开了。我清楚地看到了计算机的未来。”
图形显示技术和界面交互环境在今天看来是再简单和自然不过的事情。可在计算机时代的早期，这是巨大的飞跃。
乔布斯驾车返回位于丘珀蒂诺的苹果办公室后（车速快到连盖茨都要大跌眼镜），对同事比尔·阿特金森（Bill Atkinson）说，必须在苹果未来的产品线中采用（并改进）施乐的图形界面，苹果即将推出的Lisa和麦金塔电脑（Mac）都要用这种界面。他吼道：“就是它了！这件事我们非做不可！”有了图形界面，电脑就可以走近普通人了。
领袖风范。
被世人遗忘的艾奥瓦州发明家约翰·阿塔纳索夫的遭遇告诉我们，构思只是第一步，真正关键的是执行。
这件事让乔布斯记恨了一辈子。事过近30年，乔布斯在临终前还说：“他们彻底把我们给坑了，因为盖茨这个人厚颜无耻。
法院裁定：“苹果无权为图形用户界面创意或桌面隐喻创意取得专利性质的保护。”保护界面外观创新几乎是不可能的。
Windows最终还是一步步占据了统治地位，不是因为它的设计更加出色，而是因为商业模式更胜一筹。到1990年，微软的市场占有率达到了80%，而且还在不断上升，到2000年更是高达95%。在乔布斯看来，微软的成功象征着世界运转方式中的审美缺陷。他后来表示：“微软的唯一问题时，他们没有品位，一点品位也没有。我不是针对某个小的方面，而是从宏观角度来说的。他们没有原创思想，也没有在产品中融入很好的文化元素。”
苹果的策略缔造出了更优美的产品、更高的利润率和更非凡的用户体验。微软的策略则让人们拥有了更多的硬件选择空间。事实证明，这也是一种提高市场占有率的更好方式。
“有些人确实把我比作《圣经·旧约》中的先知，原因是这些先知会直言有些社会实践是错误的。他们不会在道德问题上妥协。”
对斯托尔曼来说，自由软件运动不仅仅是通过集体协作开发软件的方式，而且是一种为创造理想社会而必须履行的道义责任。
UNIX程序每份售价5 000美元
埃里克·雷蒙德（Eric Raymond）在他的《大教堂和市集》（The Cathedral and the Bazaar）一书中提出了所谓的“莱纳斯定律
托瓦尔兹说：“金钱并不是最强大的动力。人们在激情的驱动下，在享受快乐时所做的工作是最出色的。这个道理既适用于编剧、雕塑家和创业者，也适用于软件工程师。”此外，黑客的动机中还有意无意地包含着一些自利因素。他说：“激励黑客们无私奉献的重要原因还有一点，这就是，他们做出的切实贡献能够赢得同行的尊重……每个人都想给同行留下深刻的印象，提高自己的声望和社会地位。开源软件开发让程序员们拥有了这个机会。”
托瓦尔兹能够把握一种数字时代的艺术，即在大规模、分散化和无等级协作中担任具有威信的领袖。
这种领导艺术的第一大原则是，要像工程师那样根据技术优点而非个人因素来做决策。
志愿协作组织中的领导者必须鼓励其他人跟着自己的激情走，而不能对他们颐指气使。他说：“最佳、最有效的领导方式是让人们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而不是把领导者的意愿强加给他们。”
第十一章 万维网
伯纳斯–李出生于1955年，与比尔·盖茨和史蒂夫·乔布斯同年。他认为生于这个年代是一件幸运的事情，因为当时的小孩可以轻易地拿到和摆弄一些基础的电子设备和电子元件。
从电磁开关到微处理器，伯纳斯–李一直按照循序渐进和亲手实践的方法来学习，这点让他对电子元件的知识了如指掌。“如果你用电线和螺丝做出过什么东西，那么你就可以自信地使用一个带有继电器的芯片或者电路，因为你知道自己可以做出一个同样的东西。”他说，“现在的孩子会把自己手上的MacBook看成是一件家用电器，就像是电冰箱一样，它里面应该装满自己想要的东西，但是他们不知道它的工作原理是怎样的。他们不能完全理解我和我的父母都熟知的一个道理，计算机的能力只受限于我们的想象力。”
当各种胡思乱想汇集在一起的时候，新的想法就会从中诞生。
伯纳斯–李回忆道，“欧洲核子研究组织就像是整个世界的缩影。”在这种情况下，他感觉自己又回到了自己童年的沉思当中——持有不同观点的人是如何通过协作将未成熟的想法变成创意的？
童年的梦对于人生的引领和影响。证明了费马大定理的怀尔斯也是如此。
在旁人的眼中，他是一个沉稳友善的程序员，但是他的外表之下还埋藏着一颗异想天开的好奇心——一个熬夜阅读《包罗万象》的孩子所拥有的好奇心。他不仅想要设计一个数据管理系统，还渴望创造一个协作的游乐场。“我当时想建立一个创意空间，”他后来说到，“就像是一个可以让所有人同时在里面玩耍的沙坑一样。”
超文本（hypertext）
超文本如此自然和简单，但技术上又是如何实现的呢？
到了1990年年底，他已经建立了一套工具来实现他所构想的网络：用于在线交换超文本的超文本传输协议（HTTP），用于创建页面的超文本标记语言（HTML），一个用于检索和显示信息的基础浏览器应用软件，以及一个用于回应网络请求的服务器软件。
，“由带有链接的记录组成的‘网络’会比固定的分层系统更为实用。
然而，他的计划书在令人兴奋之余还带来了困惑。“虽然含糊不清，但是很有意思。”他的上司迈克·森德尔（Mike Sendall）在一张便笺上写道。“当我读完蒂姆的计划书之后，”他后来表示，“我并不能很好地理解它，但我认为这是一个不错的想法。”为了将他的概念变成现实，这位卓越的发明者发现自己也需要找到一位合作伙伴。
管理者往往是埋没人才的元凶。
卡里奥的第一项贡献是改进伯纳斯–李之前向欧洲核子研究组织管理层提交的经费申请计划书，他的做法是在保持计划书吸引力的同时让它变得更加清晰明确。
在这个项目被正式采纳之后，欧洲核子研究组织的管理层希望为它申请专利。当卡里奥向伯纳斯–李提起这件事的时候，后者提出了明确的反对。他希望万维网可以尽可能快速地传播和发展，这就意味着它应该是免费开放的。
管理层以kpi为导向。
卡里奥后来意识到，“蒂姆不是为了钱才做这件事的。他的志向可远远不止成为一位首席执行官。”
它后来受到了越来越多用户的喜欢，这是因为安德森掌握了数字时代企业家的一个成功秘诀：他非常热衷于听取用户的反馈，他会沉浸在互联网的新闻组中吸收各种各样的建议和批评，然后持续推出更新的浏览器版本。“能够在发布一个产品之后得到即时的反馈是一件激动人心的事情，”他兴奋地说道，“我可以从反馈循环当中快速地了解产品的优点和不足。”
身为风险投资人的安德森形成了一套自己的投资心得：他特别喜欢投资那些专注于代码本身和客户服务的创业者，而不是把精力放在图表和展示上面的人。
“我对马克没有在Mosaic里面加入编辑工具而感到失望，”伯纳斯–李说道，“如果当时人们有意识地将万维网更多地用作协作媒介，而不是发布媒介，我想它肯定要比现在强大得多。”
更有远见，直接进入了web 2.0时代
“对外透露你的私密内容可以消除人们的一部分孤独感。”这是一件不可忽视的功绩。事实上，降低人们的孤独感正是互联网本质的一部分。
这东西能够通过自动化流程完全改变我的工作模式。”他很快就开始思考这个小小的插曲能否成为一个独立的产品。
创新的一个基本要点是保持专注。威廉姆斯明白他的第一家公司失败的原因——他想做的东西太多了，但是到头来一件东西都没有做成。
创新的另外一个基本要点：不要过分专注。
成者为王，败者为寇，没有什么固定的标准。
威廉姆斯在自己的博客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后来只剩一个人》的长文。“我们的资金已经枯竭，我的团队又离我而去……过去两年对我而言是一段漫长、艰难、刺激、痛苦而富有教育意义的旅程，我也从中收获了很多。”虽然只剩下他一个人孤军奋战，但他发誓自己会继续维持这项服务。
根植于威廉姆斯的性格深处的是农夫的耐心和创业者的固执。他对挫折有着异乎常人的免疫能力，所以他坚持下来了——他在不断试探坚持和愚蠢之间的模糊界线，而且在面对接踵而至的问题时，他仍然能够保持平静。他可以在自己的公寓里面独自支撑整家公司，也可以独自维护服务器和编写代码。“我基本上已经转入了地下活动，我所做的唯一一件事情就是维持Blogger的运营。
“作为一个来自内布拉斯加州的农村男孩，我在互联网出现之前都很难找到由志同道合的人组成的社区，但其实我一直都有融入社区的愿望。在创办Blogger很久以后，我逐渐认识到它是一个能够满足这个需求的工具。融入社区是驱动数字世界发展的一个基本需求。”
一年过后，Nupedia只发表了12个条目，因此它完全称不上是一本“百科全书”，而且它还有150个条目仍然处于草稿阶段，这点表明了它的编写过程是如何的令人不快。
科维兹陈述道，“我当时的原话是‘世界上所有可以上网的笨蛋’都可以自由地编辑这个网站的任何页面。”桑格提出了一些异议：“所有白痴都可以提交明显错误或者带有偏见的百科条目吗？”科维兹回应道：“是的，其他白痴也可以删除这些改动，或者完善它们。”
这就像是自然界本身就有自我净化与恢复的功能。
“虽然这个想法是我提出的，但我并非它的创始人之一，我只是那只大黄蜂。我在维基的花朵上停留了一段时间，然后将它的花粉传播到免费百科全书的花朵上。我跟很多有着相同想法的人交流过，只是这些种子没有在合适的时机和地点生根发芽。”
优秀的想法通常都是通过这种方式开花结果的：一只大黄蜂先从某个领域采集到一半的想法，然后将其传播到含有另外一半想法的领域中。
就维基百科的情况来看，它的保护者可以说是毫无保留地在付出。战争的激烈程度都比不上在维基百科上进行的版本回退斗争，然而令人感到几分意外的是，最终获胜的通常都是有理的一方。
当时桑格已经离职有一年了，威尔士没有挽留他。他们在产品的基本原则方面产生了越来越多的分歧，比如桑格希望对专家学者给予更多的尊重。在威尔士看来：“那些想要得到尊重的人是因为他们拥有博士学位，而且不想和凡夫俗子打交道，这些人往往都是令人讨厌的。”桑格则认为那些不学无术的群众才是令人讨厌的。“作为一个社区，维基百科缺乏尊重专家意见的习惯和传统。”这段话来自他在2004年除夕夜发表的一份宣言，他在离职之后写过很多篇这样的攻击文章。“我在维基百科的第一年尝试推行的一个方针是尊重专家，但是我没有得到足够的支持来实现这点。”桑格的精英主义不仅没有得到威尔士的赞同，而且遭到了维基百科社区的抵制。“最终，所有缺乏耐心的专业人士都会避免参与维基百科的编辑工作。”桑格抱怨道。
知识与科学面前人人平等。
事实证明桑格的想法是错误的。不学无术的群众并没有把专家赶走，他们反而成了专家，同时专家也成了群众的一分子。
为什么人们愿意为此付出呢？哈佛大学教授约凯·本克勒（Yochai Benkler）将维基百科、开源软件和其他无偿协作项目并称为“基于共享的集体协作”。他解释道：“它的核心特点是，由个人组成的团体会出于激励性动机和社会信号顺利完成大型项目的协作，他们的行为并非由市场价格或管理命令决定。”这些动机包括与他人互动时产生的心理回报，以及完成一项有价值的工作带来的个人满足。
而且，真正能够参与到其中做出贡献的人往往也拥有比普通人更高的专业水平与热情。
如果你只是把一件东西发明出来，它不一定能够为他人带来帮助。要想真正地把它推广给全世界，你必须把它生产出来，然后用赚到的钱继续支持它的研究。
“我认为纯理论方向的研究效率也得到了大大的提升，因为它是建立在现实世界的基础上的，”他坚持道，“不仅仅是进行理论研究，你也希望自己的研究工作可以应用在实际的问题上。”
“我记得自己当时觉得他很讨厌，”佩奇承认道，“这种看法一直持续到现在。也许他也是这么看我的吧。”他们确实是一对冤家。“我们都觉得对方很讨厌，”布林也坦承，“不过我们只是开玩笑而已。当然，我们进行了很长时间的交流，所以我们之间肯定有合得来的地方。我们喜欢互相取笑对方。”
佩奇的观点是：“我认为有一部分原因来自我受到的教育——不要墨守成规，学会自我激励，用怀疑的眼光看待世界，还有做出与众不同的事情。”
“我认为现在这些接触电脑的孩子们已经不像我以前那么容易进入编程的世界了。”
物理学家理查德·费曼（Richard Feynman）的几本回忆录让布林深受启发，费曼非常推崇将艺术和科学结合在一起的做法，正如列奥纳多·达·芬奇那样。“我记得其中有一部分内容是他讲述自己多么想成为列奥纳多——一个集艺术家和科学家于一身的人，”布林说道，“这种想法对我很有启发，我觉得这是一条通向充实人生的道路。”
布林认为建筑师制定的办公室编号方式过于平庸，于是他设计了一种新的编号方式，它能够更好地表示每个房间的位置和它们之间的距离，这种方式最终得到了采纳。
佩奇和另外三位研究生被分配到了一个房间，布林把这里当成自己的大本营。这个房间里面有由电脑控制浇水的悬挂植物、一台连接到电脑的钢琴、各种各样的电子玩物，还有为小睡和通宵工作准备的睡垫。
这对组合不仅以头脑聪明著称，在其他人眼中他们还是胆大妄为的。“他们不会假装尊重权威，”他们的一位导师拉杰夫·莫特瓦尼（Rajeev Motwani）教授表示，“他们总是质疑我，他们会毫不顾忌地对我说‘你讲的东西都是垃圾！’”
当布林为自己找得某种可行的方法而沾沾自喜的时候，佩奇会深入思考这种方法可行的原因。热情健谈的布林通常都是讨论的主导者，而佩奇在讨论结束时的低声评论却能引人侧身倾听。
“谢尔盖非常喜欢交际，”佩奇说道，“他会去结识每一位新生，来热身区和我们交流。”布林甚至拥有一种和教授交朋友的本领。“谢尔盖可以走进教授们的办公室跟他们闲聊，这对于一位研究生来说是比较不寻常的。我想他们容许他这样做的原因是他是一个非常聪明且博学的学生，他对各种各样的话题都能提出建设性的想法。”
这一点非常重要：总得给别人带点什么！
用户界面设计课程的电影制作课是佩奇最喜欢上的课之一。“它向我证明了电影的语言和技巧确实可以应用于计算机界面设计。”他说道。
在威诺格拉德的帮助下，佩奇开始思考自己的博士论文题目。他考虑了超过10个题目，其中有一个是关于如何设计自动驾驶汽车的，这是谷歌之后会研究的一个项目。他最终选定了一个自己比较熟悉的题目——如何评估不同网站之间的相对重要性。
博士论文以自由选题为宜，而不是跟着项目走。这是兴趣和创新的基础。
佩奇用于实现反向链接的方式来自一个大胆的想法——这是他在一天半夜醒来之后突然想到的。“我当时在想：如果我们可以把整个万维网下载下来，然后只将其中的链接保存下来，那会怎样呢？”他回忆道，“我马上拿起了一支笔，记下自己的想法。整个后半夜我都在完善这个想法的细节，并说服自己这是可行的。”这次的半夜工作经历给他上了一课。“你必须给自己定下不太可能实现的目标，”他后来对一群以色列学生说道，“我在大学期间学到了一句话：‘积极地忽视不可能。’这句话说得非常好。你们应该尝试一些大多数人都不敢做的事情。”
尝试大多数人不敢做甚至不敢想的事情——这才是创新，原始性创新的动力。
佩奇向自己的导师威诺格拉德表示，他粗略估计自己的网络爬虫将会在几个星期之内完成这项任务。“特里故意点了点头，他明明知道这需要花费比我想象中长得多的时间，但是他明智地向我隐瞒了这点；”佩奇回忆道，“人们经常会低估年轻人的乐观精神！”这个项目很快就占用了斯坦福大学几乎一半的互联网带宽，而且它至少造成了一次全校范围内的网络中断，但是学校的行政人员仍然对此保持比较宽容的态度。“我的磁盘空间几乎已经用完了。”佩奇在1996年7月15日向威诺格拉德发了一封邮件，他当时已经收集了2 400万条网址和超过1亿条链接。“虽然我当时只保存了大概15%的网页，不过情况看起来非常乐观。”
导师的无声鼓励与学校开明宽松的支持。
BackRub项目在当时的目标仍然是收集万维网的反向链接，为将来可能实现的注释系统和引用分析功能打下基础。“现在想来不可思议的是，我当时完全没有想过要建立一个搜索引擎。”佩奇说道，“这个想法甚至不在我们的考虑范围之内。
水到方能渠成。
“我在人机交互的课程上学习到抱怨用户并非一个好的策略，所以我知道他们根本就没有把事情做好。‘用户永远是对的’这一观念让我们可以做出一个更好的搜索引擎。”
以用户的利益和体验为中心。
“我在人机交互的课程上学习到抱怨用户并非一个好的策略，所以我知道他们根本就没有把事情做好。‘用户永远是对的’这一观念让我们可以做出一个更好的搜索引擎。”在PageRank中，以“大学”为关键词的最优先搜索结果分别为斯坦福大学、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和密歇根大学，他们对这个结果感到十分满意。“哇噢！”佩奇记得自己当时发出了这样的赞叹，“我和小组的其他成员都清楚地认识到，如果我们在为网页进行排名的时候能够参考外界对这个网页的看法，而不是仅仅关注网页本身，这将会对网页搜索带来很大的帮助。”
做出的产品应该首先让自己满意。自己觉得好用了，再继续这个产品开发更多的功能，所谓以战养战。
为了继续完善PageRank的搜索结果，佩奇和布林加入了更多的参考因素，例如关键字在网页上出现的频率、字号和位置。如果关键字出现在网址中，使用了大写形式，或者包含在标题内，对应的网页就会得到更高的排名。他们会对比采用不同参数组合的搜索结果，然后不断调整和改进算法。
一个完善的产品就是一个复杂系统。而一个复杂系统必然牵涉到大量的参数。通过参数的调整对系统性能实现优化，是必不可少的艺术。对于这一点，自己已经在视觉伺服项目中深有体会，虽然该项目本身的价值不大，技术路线也不正确。这可能也是仅有的收获吧！
“我们斯坦福大学拥有促进创业精神和冒险研究的环境，”校长约翰·亨尼斯（John Hennessey）强调，“这里的人们深刻地理解到一点——有时候改变世界的最佳方式不是写论文，而是将你相信可行的技术变成真正的产品。”
他们的领导层缺乏足够的远见，他们有很多人都跟我们说：‘搜索其实没有那么重要。’”
雾件（vaporware）
不要让想法仅停留于雾件。
贝希托尔斯海姆说道，“他们却反其道而行之——先做出一些有价值的东西，推出一项足以吸引用户使用的服务。”
这也是我的模式。
乍看之下，佩奇和布林所使用的方法是将人工的操作排除在外，完全使用网络爬虫和计算机算法来进行搜索。但是如果对其进行深入思考的话，我们会发现，他们的方法实际上是机器和人类智慧的结合。他们的算法依赖于人们在自己的网站上创建链接时做出的数十亿次判断。这是一种自动利用人类智慧的方式，换句话说，这是一种更高层次的人机共生关系。
第十二章 永远的埃达
莫拉维克的悖论印证了冯·诺依曼在半个世纪之前提出的观点——人类大脑的碳基化学物质的运作模式不同于计算机的硅基二进制逻辑电路。
这些最新的研究进展甚至会导致“奇点”（singularity）的出现，这是由冯·诺依曼创造的一个术语
“如果计算机不是作为人类的对手，而是作为队友和我们下象棋的话会怎样呢？”他和另外一位特级大师尝试这样做的时候，他们创造了利克莱德所构想的共生关系。“我们可以将精力集中在战略部署上，而不需要在计算方面花费大量的时间，”卡斯帕罗夫说道，“在这种情况下，人类的创造力可以更上一层楼。”
未来也许属于那些能够与计算机达成最佳协作关系的人。
创新是一个协作过程。与孤独天才的灵光一闪相比，创新更多是来自团队协作。历史上每一个创意活跃的时代都是如此。
最高效的团队能够将拥有各种特长的人才聚集在一起。
虽然互联网可以作为虚拟协作和远程协作的工具，但是数字时代的创新为我们总结的另外一条经验是，近距离的交流可以促进创新，这条经验无论在过去还是现在都一样适用。亲自会面所带来的好处是不能通过数字方式复制的
最优秀的领导能力往往出自成员个性互补的团队。
组建一支伟大团队的另外一个关键是，将负责构思创意的远见者和能够执行这些创意的管理者结合在一起。没有执行的远见只是幻觉。
他们之所以能做到这点，是因为他们得到了一大批工程师和机械师的帮助，还有一群女性程序员负责为他们完成编程工作。相比之下，阿塔纳索夫却一直都无法完全运行自己的机器，其中一部分原因是他身边没有可以帮他解决打孔卡片问题的团队。这台机器最终被放置在一个地下室里面，后来还在没有人记得它究竟是什么的情况下被丢弃了。
群众的力量是无穷的。
创新会在开源系统和专有系统互相竞争的领域展现出最大的活力。
将这三种组织生产的方式（政府、市场和同伴共享）结合起来会比单独运用其中任何一种方式都更为强大。
数字时代最成功的事业都是由能够鼓励协作和富有远见的领导者开创的。这往往被认为是不可兼得的两项特质：普通的领导者可能是友善的包容者，也可能是充满激情的远见者，但是最优秀的领导者可以同时做到这两点。
那些无法与他人进行协作的优秀个人也很容易会走向失败，这是肖克利半导体走向瓦解的原因。同样，缺乏充满激情和冲劲的远见者的协作团队也难以取得成功，例如贝尔实验室在发明晶体管之后就失去了前进的方向。苹果公司在1985年驱逐乔布斯之后也面临着同样的困境。
本书提到的大多数成功创新者和企业家都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是“产品人”。他们非常关注，而且深入理解产品的工程与设计。他们不是主要负责营销、销售或者财务的人员。如果让这几种类型的人员负责掌管企业的话，企业的持续创新能力通常都会受到损害。“当销售人员掌管公司的时候，产品人员就变得不那么重要了，他们当中有很多人会就此失去工作的动力。”乔布斯如是说。拉里·佩奇也有相同的看法：“最优秀的领导人是对工程和产品设计理解得最为深刻的人。”
当艾伦·图灵断言机器以后会表现得像人类一样的时候，他的批评者对此提出的反驳是它们永远不可能表达爱意或者渴望亲密。为了满足图灵的愿望，我们也许可以通过编程让一台机器表现出情感或者假装寻求亲密，就像是人类平常会做的事情一样。但是图灵本人也许会比其他任何人都更能看出其中的差别。
仅是仿真而已。
根据这段亚里士多德名言的后半部分，计算机脱离社交的本质表明它们“不是野兽，即是神明”。而事实上，它们两者都不是。无论人工智能工程师和互联网社会学家提出了怎样的宣言，数字工具仍然不会具有个性、意图或者欲望。它们只是我们的造物。
人类为人机共生关系提供了一个关键因素：创造力。
“机器将会变得更加理性和善于分析，”IBM的研发总监约翰·凯利说道，“而人类则负责提供判断、直觉、共情、道德准则和创造力。”
人类的创造力包含价值观、意图、美学判断、情感、个人意识和道德观念。这些是艺术和人文教会我们的东西，也是人文学科的价值不亚于科学、技术、工程学和数学的原因。如果我们想要维持人类在人机共生关系当中的地位，如果我们想要继续作为机器的创意搭档，我们就必须继续滋养自身的想象力、独创性和人性的泉源。这是我们所能提供的东西。
人文学科的反面也同样值得礼赞。热爱艺术和人文的人也应该尝试欣赏数学和物理学的美，就如埃达·洛夫莱斯一样。否则，他们将会沦为艺术和科学的交叉口的匆匆过客，无缘于数字时代创新。他们也会将自己对这个领域的控制权拱手让给工程师们。
在那些赞美艺术和人文，并向它们的学术价值致敬的人当中，有很多都会毫不掩饰地（有时甚至会面带笑容地）对外宣告自己不懂得数学或物理学。他们吹捧学习拉丁语的好处，但是他们却对如何编写算法一无所知，也不能说出BASIC、C++、Python和Pascal这些计算机程序语言之间的区别。他们认为不能分清《哈姆雷特》和《麦克白》的人是俗不可耐的，然而他们却可以大方地承认自己分不清基因和染色体，晶体管和电容器，积分和微分方程。这些概念也许是难以理解的，但《哈姆雷特》也并非通俗易懂。而且跟《哈姆雷特》一样，上面提到的每一个概念都有其独特的美感。正如一道优美的数学方程，它们都展现出了宇宙的伟大之处。
C·P·斯诺（C. P. Snow）曾经提出我们需要同时尊重科学和人文“这两种文化”。这个说法固然是正确的，不过从目前来看，更为重要的是理解它们之间互相交融的方式。那些率领技术革命的人往往都是埃达的继承者——能够将科学和人文结合在一起的人。埃
之前的第一轮数字创新大潮主要是将旧酒（书籍、报纸、杂志、歌曲、电视节目、电影）装到数字化的新瓶里面，而全新的平台、服务和社交网络将会为个人想象力和集体创造力提供越来越多的机会。
Backlinks: 《使用LibreOffice Writer构建个人日志系统》